1950年，中央决定把广西省会设在南宁，省委书记张云逸却抱怨：“去北京开会，得绕道柳州，很不方便，不如把省会搬到柳州！”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1950年，毛主席最终拍板：广西省会必须设在南宁，这不是一次仓促的决定，而是经过一番细致推敲与周密衡量后作出的选择。 中央会议上，这项决策引发了不小的争议，面对不同意见，毛主席的态度异常坚定，在他心中，省会之争的背后不只是交通与工业的简单权衡，更是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全的战略布局。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国际局势暗潮涌动，南方的越南战火未息，法军在北越部署重兵，时刻威胁中越边境安全。 毛主席深知新中国不仅要巩固领土，更要凝聚人心，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向心力，毛主席的考虑远超眼前的便利。 他敏锐意识到省会设在南宁，看似让经济发展短期受限，却能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中央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对民族关系至关重要。 同时，南宁紧邻越南，一旦国际局势变化，可更快速地调度物资与部队，加强边疆防御，确保国家安全，与毛主席的决心相比，张云逸最初的想法显得更为现实与迫切。 作为广西省委书记，他清楚广西正面临战后重建的重任，工业几乎是从废墟中起步，他考察过柳州，看到了这座城市独特的优势：铁路交汇，机械工业基础较好，交通便利能直接连通湖南、贵州乃至华中腹地。 张云逸设想，如果将省会设在柳州，不仅能集中资源建设工业体系，还能通过铁路运输带动全省经济复兴。 在省委内部，张云逸多次向同事们强调柳州的重要性，他整理材料，详细列出柳州作为省会的优势，从工业产能到交通枢纽，从城市规划到行政管理，条理清晰地呈交中央，表达自己对柳州的期待与信心。 他希望用数据和事实说服中央，让广西更快融入全国的工业体系，但毛主席收到这些申请后，却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 他反复权衡，不是因为轻视工业的重要，而是清楚工业可以逐步发展，但民族信任和边疆稳定稍有闪失便难以弥补，对于广西来说，经济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用政治和行政布局去团结民族、稳定边疆。 中央的决策最终传到张云逸手中，他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起初他也难免疑虑：南宁缺乏工业基础，交通落后，从南宁到北京必须先绕到柳州，不仅费时，还要担心沿途的匪患，万一出现事故，不仅影响省里事务，也会影响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沟通。 他担心这座城市难以承担省会的责任，也担心省委机关干部难以适应南宁的条件，可张云逸并不是顽固的人，他认真研究了中央意见，尤其是毛主席亲自强调的几点：民族团结、边疆安全、长期战略。 张云逸冷静下来后发现，如果仅从工业与交通看，柳州的确更有优势，但广西作为多民族聚居区，如果省会仍设在汉族人口为主的柳州或者桂林，少数民族或许难以感受到中央的关怀与重视，这对新中国最初推行的民族平等方针是不利的。 更重要的是，南宁的地理位置对边疆防御意义重大，与越南的边境线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一旦形势恶化，南宁更易成为后勤保障与指挥中心。 中央的远见不只着眼于几年后的广西，而是几十年甚至更长远的民族关系与边疆稳定，张云逸渐渐意识到，他不能只把视野局限于眼前的重建与发展，更要为整个广西的未来考虑。 他决定服从中央，带头推进南宁的建设，用实际行动落实中央的战略意图，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迁建开始了。 省委机关搬往南宁，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迁省会，困难接踵而来：道路泥泞，通信不畅，办公条件简陋。 许多干部原本习惯了桂林或柳州相对成熟的生活环境，如今必须面对南宁的落后与缺乏，张云逸带头住进最简陋的机关宿舍，与干部们一起加班至深夜，起草建设方案，统筹人力与物资。 中央的支持也随之而来，为了让南宁更快具备省会功能，中央批准了专项物资和资金，同时抽调技术骨干和工程人员，协助规划城市新区与公路建设。 新修的公路将南宁与柳州、桂林紧密连接起来，为后续经济发展奠定了交通基础，迁省会不是简单的行政变动，而是一场关乎广西未来的大考验。 张云逸亲自巡视南宁各地，看望工地上的建设者，协调解决矛盾，有人抱怨南宁太偏僻、条件太差，张云逸耐心解释中央的战略意义，鼓励大家坚持。 他用事实证明，只要有决心和时间，南宁同样可以成为现代化城市，随着南宁成为省会，广西的民族政策也得以顺利推行。 几年后，南宁逐步成长为广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张云逸见证了这一切，他深知如果没有中央的远见，没有毛主席对民族团结与边疆安全的重视，广西或许会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