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湖南一单亲妈妈身患癌症，临终前打算将11岁和8岁的儿子托付给亲戚，谁知亲戚们集体哭穷，拒绝帮其抚养，无奈之下，单亲妈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刘福兰第二次召集亲人是在医院下达病危通知后的第五天，她的病情已经严重到无法独立下床，进食靠流质，说话也只能用低哑的嗓音一字一句吐出。 那天，她要求护士将她搀扶到病房的会客区，一旁的氧气瓶随着她缓慢移动，发出不均匀的呼吸声，亲人陆续到来，场面沉重。 几个月前，她刚刚完成第一次托孤，那次，她仍能自行走动，虽然常感腹胀、恶心，但她总觉得不过是劳累所致，直到医院的确诊结果将她击垮：肝癌晚期。 医生翻阅病历时提到她的丈夫，刘福兰听见那熟悉的名字，几秒钟没有回应，她曾眼睁睁看着丈夫在八年前死于相同的病，从确诊到去世仅仅三个月，她不需要任何解释，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丈夫颜冬苟的最后阶段，她陪在他身边，听着他断断续续地说起两个孩子，那年大儿子刚上小学，小儿子刚刚学会翻身。 丧夫之后，刘福兰没有时间哀悼，她必须工作，必须挣钱，她做过早市清洁，干过餐馆配菜，冬天凌晨三点起床蒸包子，夏天顶着太阳送水，她没想过放弃，因为她还背着两个孩子。 孩子逐渐长大，大儿子逐渐沉默寡言，小儿子常常在课堂上走神，他们没有父亲，也没有爷爷奶奶。 刘福兰的父母早在她婚前已病逝，她很清楚，一旦自己离开，孩子就成了无人照看的孤儿，正因如此，她做出了托孤的决定。 第一次，她带着检查单一一拜访亲戚，态度恳切，希望有人能接下两个孩子的抚养责任，她开出的条件是明确的：两个孩子必须生活在一起。亲戚们的回答多是回避和推诿。 他们各有家庭，各有困难，没人愿意承担长期抚养两个孩子的责任，第一次失败后，刘福兰几乎不眠不休地想对策，她曾短暂考虑过送孩子进福利院，但她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清楚那里的生活无法保证兄弟一起成长，她开始向公益组织求助，留下联系方式，并说明她唯一的要求就是不分开孩子。 终于，到了第二次托孤，刘福兰不再对所有亲人抱希望，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曾与她保持密切联系的外甥尹世民身上，尹世民那年才二十七岁，在外打工多年，每月给家里寄钱。 他母亲和刘福兰是姐妹，关系一向亲近，小时候尹世民经常和表弟们玩耍，那种情分延续至今，这一次，在病房里，他当着所有亲人的面点头，说愿意抚养两个表弟。 他没多说话，只是把手放在刘福兰病床边，轻轻拍了拍，那一刻刘福兰闭上眼睛，嘴角动了一下。 尹世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住在工厂集体宿舍，母亲身体不好，父亲年迈，他做的活是临时工，没医保也没稳定工资，可他也知道，如果他不答应，这两个孩子就没有人接手。 他回家后马上辞职，带着孩子回到老家，他们一家原本只有一间破旧老屋，实在无法居住，地方政府得知情况后，安排了两套相邻的廉租房，并提供了临时补贴。 茶陵当地的义工联合会也介入，为孩子提供心理辅导和学习用品，初到新家的头几个月，孩子适应得并不顺利，小儿子夜里经常做梦哭醒，大儿子在学校总是低头不语。 尹世民的母亲每天为他们做三顿饭，送他们上学，又在放学后守着他们写作业，尹世民白天做搬运工，晚上跑外卖，周末则兼职做装修学徒。 慢慢地，孩子们开始改变，大儿子在一次作文比赛中获得县级奖项，老师特地打电话表扬，小儿子也在一次数学竞赛中名列前茅。他们开始和邻居小孩玩耍，主动做家务。 刘福兰的去世并没有引起大范围关注，但在公益组织发布的托孤记录视频上线后，短短几天内点击量突破百万。 媒体纷纷报道，社会各界开始关注这个特殊家庭，各地好心人捐款捐物，送来书包、衣物甚至是学习机，其中一位企业家专门飞到茶陵，承诺为孩子提供到高中毕业的全部学杂费。 一所职业技术学院表示，如果两个孩子有志愿入读，将全额减免学费，县政府也发文，承诺在政策范围内提供一切必要的生活保障。 刘福兰去世后的第三年，大儿子被湖南一所职业学院录取，离开茶陵去往省城实习，临走前，他从实习工资中省出一笔钱，给尹世民买了新手机，给尹母买了保温壶。 小儿子也即将面临中考，他的老师表示他的成绩已足够冲击市重点高中，两个孩子都没再提起母亲的葬礼，也没问过刘福兰最后留下了什么。 他们清楚，尹世民家才是他们现在的家，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生活虽然和别人不一样，但他们被托付下来的那份信任，已经有人帮他们妥善接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