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南京，日本随军记者拍摄的一张老照片。一户南京平民家被劫掠过后的惨状。屋里炕上和地下躺卧的都是女性，日军将女人们奸污后便进行杀害，以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那是一个被洗劫一空的家，阳光透过破损的窗棂，斑驳地洒在冰冷的地面上，照亮了空气中悬浮的尘埃。屋子里的陈设七零八落，翻倒的桌椅、破碎的瓷碗，都在昭示着不久前那场暴力的闯入。但这一切混乱，都比不上那几具静静躺卧的身体更让人窒息。 她们是这家里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此刻的她们衣衫不整，身上凝固的血迹与挣扎过的痕迹，是一道道刻在躯体上的控诉。看不到她们的表情，但能想象她们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恐惧与绝望。 那个按下快门的日本记者佐藤一郎，后来回忆说，自己的手抖得几乎端不稳相机。他本以为是来记录帝国荣光的，却没想到，自己成了地狱的见证者。 这张照片是南京城的一个缩影，一个微观的切片。而当镜头拉远，整个南京，就是这座房子的放大版，一个充斥着死亡与哀嚎的巨大坟场。 这不是什么士兵失控的偶发事件，而是一场自上而下、有预谋的系统性屠戮。日军指挥官松井石根在攻陷南京后，默许甚至鼓励部下将屠杀和奸淫视为战利品。 于是，人性中最黑暗的野兽被彻底释放。根据战后发现的日军档案，短短两个多月，南京的人口从战前的113万骤降至不足35万。消失的70多万人里，固然有逃难离去的，但更多的是像照片中那家人一样，被永远地留在了1937年的冬天。 幸存者的记忆为这些冰冷的数字注入了血肉。 夏淑琴老人一家九口，七人惨遭杀害，年幼的她身中三刀，在亲人的尸体旁醒来，才侥幸存活。石秀英老人的父亲因为蹲下系鞋带，就被日军一刺刀捅死，哥哥被抓走后，母亲疯了一样在池塘的浮尸中日复一日地寻找。这些不是故事，是刻在几代人心里的伤疤。 令人发指的是杀戮在当时甚至成了一种娱乐，两名日本军官以百人斩为竞赛，看谁先用军刀砍死100个中国人，他们的战绩竟被当作英雄事迹，图文并茂地刊登在日本的报纸上，成为军国主义狂热下人性泯灭的无耻勋章。 面对如此滔天罪行世界却一度选择了沉默。当时的欧美大国忙于应对欧洲的紧张局势，对远东的惨剧，几句口头谴责便算作交代。而日本国内在严密的新闻封锁下，民众对南京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 然而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却在南京撑起了一片安全区，庇护了超过25万中国平民。 他在日记里愤怒地写道：“昨天，在光天化日之下，神学院有数名妇女就在一挤满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大房间的中央被强奸。”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明妮·魏特琳，则在日记里悲痛地记录：“今晚拖去11个姑娘……我要哭了，这些姑娘将来如何？”这些来自第三方的文字，与那张无声的照片一样，是无法辩驳的铁证。 在加害者内部良知的火花也未曾完全熄灭。一个叫永井仁左右的日本炮兵偷偷将记录屠杀现场的照片藏在相册衬纸里，冒死带回了日本。他告诉儿子：“事实就是事实，不知道是不行的。”几十年后，他的儿子将这些珍贵的史料交给了日本历史学家笠原十九司。 笠原十九司是大半生都在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正名的日本学者。 他曾数十次自费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和他夫人一起将成堆的英文原始资料翻译成日文。他寻访最早报道南京暴行的西方记者，录下他们的证言。 他一次次来到南京，在寒冬里走遍屠杀遗址，只为在书中写下最真实的感受。当日本右翼污蔑幸存者夏淑琴是假证人时，正是笠原教授和正义的律师团帮助老人在日本打赢了官司，捍卫了历史的尊严。 他们让我们明白正确对待这段历史，首先要做的就是直面真相，无论这真相有多么残酷。记住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 正如笠原教授所言：“全世界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只有日本不教，这是日本之耻。” 在中国同样有一群守灵人。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用了整整20年，推动将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让一座城市的伤痛，上升为整个国家的集体记忆。 他又带领团队顶住日本的重重阻挠，成功将《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他说：“30万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是的，他们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10000多个已经被确认的姓名，以及更多永远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无辜者。 如今幸存者们正在一位位地离我们远去，但记忆的传承并未中断。他们的后人、历史学者、以及千千万万个了解并铭记这段历史的普通人，都成了新的记忆传承者。和平从来不是理所当然，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信息来源：环球时报《仅剩32人……这份档案记录了日军滔天罪行！》 湖南日报《一个日本人，为何研究南京大屠杀40年？》 中新网《2024年6位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