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陈永贵这个人，提起他的人生经历，真是让人有点感慨，他是个标准的农民出身，土生土长，靠着一股子韧劲在山沟沟里干出了名堂，后来，风云际会的年代把他从黄土高原送进了北京城，送进了钓鱼台，送上了国务院副总理的位置，可让人想不到的是，他成了“高官”，却过得没多舒坦，反而心里越来越不踏实。 他是山西昔阳人，生在一个贫苦的家庭，小时候连饭都吃不饱，干的是最苦最累的农活，文化不高，也没受过什么正经教育，但他有股不服输的劲，后来当上了村里的一把手，带着村民在那山高坡陡、地少石多的地方修梯田、挖水渠、种庄稼，一点点地把那些“石头缝里刨饭吃”的地头变成了能产粮的良田，说白了，他就是靠着一股子实干精神和带头苦干的劲头，在大寨干出了个样子。 1963年那场暴雨，把村里折腾得够呛，庄稼毁了，房子塌了，眼看着村里人都要灰心了，他却没退缩，反而鼓起大家的士气，硬是带着人把村子重新建了起来，还交了不少粮食给国家，这一仗打响了，大寨的名字传开了，陈永贵也成了“能人”的代表，1964年，全国开始推广“农业学大寨”，他就这样成了榜样中的榜样。 后来，他被调到北京，进了中央工作，那时候正值1970年代中期，他已经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了，1975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从一个地道的庄稼汉变成了国家领导人，这事儿放谁身上都够写一本传奇。 可事情发展得并不像别人眼中那么光鲜，他刚进北京的时候，住在京西宾馆，住得不太习惯，后来，组织安排他搬进钓鱼台，那可是个规格很高的地方，过去接待外宾的地方，环境好得不得了，安静得像个山林别墅区，按理说，搬进去是种荣誉，可他住进去没多久就开始觉得不自在。 他这个人本来就喜欢热闹，说白了是个农村人，习惯了人声鼎沸、邻里唠嗑的生活，到了钓鱼台，四下里太安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每天对着文件、开会、学习，那种坐在办公室里闷着的日子，让他感到格外别扭，他以前在大寨，哪怕在省里任职，也总是要抽空到地里去转一圈，看看庄稼、和老乡聊聊，现在倒好，整天对着纸，听不见人声，他心里就发慌。 时间一长，他的情绪就有些压不住了，有时候，明明安排了学习活动，他却迟迟不肯去，觉得这日子太没意思，他曾跟人抱怨，说整天不是开会就是看文件，啥正经事也没干，这话听起来有点直，但确实反映了他的真实感受，他不是那种会坐办公室、玩政策的人，他更适合干实事，和人打交道。 后来他去山西出差，顺道又回了一趟大寨，一下子感觉整个人都活了，他又能跟乡亲们说话了，又能摸到土地了，那种踏实感是他在北京怎么也找不到的，他一离开就是好几个月，等到四月回到北京，心里反而还有点不舍得外面的喧闹。 他知道自己这副样子不太符合一个副总理的“标配”，但他也不想勉强自己，他不是不想为国家干事，而是觉得坐办公室不是他能干好的方式，他想得很清楚，自己识字不多，也不是靠读书上来的干部，坐在办公桌前看厚厚的文件，既看不懂也没办法提意见，倒不如下去走一走、看一看，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干点能落地的事。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请求把自己的工作分三部分：一部分留在北京开会办公，一部分到全国调研，还有一部分回昔阳搞农业，他还在信里提到，不想再住钓鱼台了，那地方太安静，离老百姓太远，他希望能住个普通点的地方，方便和群众接触。 毛主席看了这封信，不但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公开表扬了他的实事求是，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大家的面说，陈永贵的建议很好，是从实践中来的好点子，还打趣说：“钓鱼台都没鱼可钓，还是搬出来吧，”毛主席这话虽轻松，但里面的意思很明确——他支持陈永贵这样的干部多下基层、接地气，不要被高墙大院困住。 得了毛主席的首肯，陈永贵很快就搬了出来，住进了北京的一个胡同小院，那地方不大，但也算齐全，有专车接送，还有个小院子可以活动，他把新地址写信告诉了大寨的乡亲们，希望他们来看自己，果不其然，没多久就有不少人来找他，他听到门口有动静，总是赶紧出来迎接。 搬出来之后，他的状态明显好了许多，整个人精神了，也更有干劲了，他不但继续在北京履行职责，还常常出差到各地调研，看看各地农业发展情况，和群众近距离接触，他还经常回大寨，继续关心村里的发展，和村民们一起干活、商量事。 他虽然当着副总理，但从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他一直保留着农村户口，也没把家人接到北京来享福，外事活动中收到的礼物，他一件不留，全部上交，他觉得，当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图享受的。 信息来源：东南网——“钓鱼台无鱼可钓”——陈永贵搬进搬出钓鱼台前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