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指着富人，对县令说：“大人，就是他抢了我的马！”县令大声怒斥道：“你这乞丐竟敢诬蔑人家！来人，给他杖打四十！”
光绪十六年（1890年）初春的松滋县衙，一匹枣红马焦躁地刨着蹄子，鬃毛上凝结的晨露折射着堂前肃杀的青光。
当乞丐装扮的张之洞被衙役按倒在地时，惊堂木的炸响惊飞了檐下燕雀——这位湖广总督精心设计的"赖马案"，正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检验着县令的断案智慧。
松滋县令的仕途转折始于三日前，张之洞借同窗富商王某的骏马上演"拦路夺马"戏码时，特意选择城西官道：此处商旅密集，围观百姓能将断案全程尽收眼底。
据《张文襄公全集》记载，县令在羁押人马的当夜，秘密遣师爷赴武昌核实总督行踪，这份谨慎恰是张之洞考察的重点。
当衙役将涉案马匹牵入马厩，县令注意到枣红马对王某的亲昵蹭颈，而对张之洞的靠近警惕扬蹄，细微处显露出主仆关系的真相。
这场精心策划的考察暗含多重深意，张之洞在给胞弟的家书中曾言："州县牧令乃民之父母，尤需智勇双全。"此前三日，他已在县衙目睹县令智破女仆纠纷案：让涉事女仆当堂研墨灌瓶，从其娴熟拭净瓶身墨渍的动作，识破商人冒认仆从的诡计，这种注重实证的断案风格，与张之洞在汉阳铁厂验收钢材时"必亲验纹理"的作风如出一辙。
松滋县令的仕途轨迹，恰是张之洞吏治思想的鲜活注脚，在督鄂的十八年间，他首创"州县月报"制度，要求属官详细记录民生讼狱；创办的仕学院更将《洗冤录》与西洋刑侦技术并列为必修课。
这些举措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见成效——湖北命案破获率较同治朝提升四成，时人赞其"明察秋毫，鄂省无冤狱"。
张之洞的微服私访绝非孤立事件，据《清史稿》载，这位总督每年春秋两季必巡视辖县，随行仅二三幕僚，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襄阳查获知府贪墨案，他乔装粮商暗访月余，取证后连夜呈奏折入京，这种"用脚丈量民情"的作风，与其在《劝学篇》中"仕宦不可不知民间疾苦"的论述形成呼应。
松滋考察的后续影响持续发酵，县令因"明断两案"获张之洞保荐，三年后升任武昌知府，任内主持修建的江堤至今留有"廉石"碑刻。
而张之洞在返程途中修订的《审案要则》，将"重物证轻口供"列为断案首条，这份文件现存湖北省档案馆，泛黄的纸页间仍可辨当年朱批"民生无小事"的遒劲笔迹。
马厩前的青石板，如今陈列于松滋廉政教育基地，当游客抚摸那道被马蹄深凿的凹痕，导游总会讲述光绪十六年那个春日：乞丐装扮的总督伏地受杖时，官袍内暗藏的湖广总督印正硌着他的肋骨——这枚象征权力的金印，最终成为检验吏治的试金石。
而在千里之外的南皮张之洞墓前，"廉吏子孙贫"的碑文，仍在诉说着权力与民生的永恒辩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