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投降后，宋子文见到旧情人盛爱颐，亲切地主动上前搭话，不料盛爱颐根本不正眼看他，事后每当有人问起这件事，盛爱颐只是冷漠的说道:“我才不跟他啰嗦呢！”
1946年盛夏的上海跑马厅，当宋子文穿过衣香鬓影的人群走向那抹浅蓝色身影时，这位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手心沁出了冷汗。
盛爱颐转身时眼底的漠然，让这位掌控国家经济命脉的"财神爷"瞬间回到了二十八年前——那个他捧着英文教材，在盛家花厅初见上海滩第一千金的清晨。
1917年的盛宣怀公馆见证着中国近代工业的巅峰，这位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中国通商银行等11项"中国第一"的实业巨擘，其幼女盛爱颐在圣约翰大学习得流利英语与西方礼仪，成为沪上名媛典范。
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宋子文，以盛家四公子英文秘书身份初入豪门，却在水榭回廊间与盛七小姐碰撞出超越主仆界限的情愫。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显示，宋子文在1921年南下广州前，曾收到盛爱颐秘密相赠的十八枚金叶子。
这种每枚重达37.5克的足金工艺品，在当年相当于普通职员五年薪资，这份既含蓄又炽烈的赠礼，既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更是名门淑女突破礼教的大胆示爱。
当宋子文在1927年迎娶建筑商之女张乐怡时，《申报》婚礼报道中"财政部长新婚燕尔"的字样，刺痛着隐居在盛家老宅的盛爱颐。
南京国民政府档案揭示，这段婚姻实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巩固财权的关键布局——张家虽非顶级门阀，却在江西拥有连通粤汉铁路的建材网络。
盛爱颐的应对彰显新女性风骨，1932年，她动用遗产分割获得的50万两白银，在静安寺路建成百乐门舞厅，这座远东第一乐府不仅是商业奇迹，更暗含与南京政府抗衡的意味：舞厅穹顶的鎏金吊灯刻意设计成七头造型，对应着"盛七小姐"的名号。
1946年的重逢场景被在场的美联社记者记录在通讯稿中："当宋部长试图与盛女士交谈时，后者以'丈夫等候'为由淡然离场。"此时距离宋子文代表中国签署《联合国宪章》不到一年，这位国际政要却在昔日恋人面前碰了软钉子。
这种决绝延续到人生终章，上海地方志记载，盛爱颐晚年蜗居在化粪池改建的陋室，面对故旧"为何不接受宋部长接济"的疑问，她点燃哈德门香烟淡然道："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而宋子文流亡美国时，三个女儿名字中的"颐"字，成为这位政治强人隐秘的情感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