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冬，韩先楚站在红安破旧的县委招待所，望着满屋披着破棉絮的老乡，电话拿起

1981年冬，韩先楚站在红安破旧的县委招待所，望着满屋披着破棉絮的老乡，电话拿起来就一句话：“传我命令，马上调五万件军大衣送回红安。”他下完命令，眼圈红了，转头看秘书：“从我工资里扣，钱不够就扣我儿子的，再不够扣我孙子的。” 老区人穷，这是大家心里明白的事，可真到眼前，韩先楚还是没扛住，红安，原来叫黄安，是黄麻起义的起点，出过200多名将军，解放战争死了差不多一半的乡亲。 打下江山后，1950年改名“红安”，意思是靠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韩先楚就是红安人，那年回来探亲，几十年不见的发小都老了，穿的还是草鞋、打着补丁的旧棉袄。 那天晚上，乡亲们提着鸡蛋、红薯、米面往县招待所赶，说是来看韩将军，说话还带着笑，可眼神里都躲着。 陈尊友穿的是单衣，棉裤漏风，脚上是草绳穿的破鞋子，他媳妇缩在门边，靠一床洗得发白的破被子裹着，吴海洲的背都驼了，咳得停不下来。 韩先楚让人把鸡蛋收起来，刚拿起一篮子就放下，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你们比我还穷，我哪能要你们的鸡蛋？”他说，“我不是来看你们吃苦的，是来看你们过日子的。” 那顿饭谁都没吃下去，韩先楚连夜回房，拨通了兰州军区的后勤部的电话，他一句废话没说：“把旧军大衣全给我调五万件回来，越快越好。” 对方愣了，说：“这么多要批预算……”话还没说完，他火了：“红安打仗牺牲那么多人，五万件破棉衣算啥？明天我亲自写报告，钱不够我出！” 第二天一早，县里就接到通知，军区后勤要专车调拨旧棉衣，五天内送达，县委书记以为搞错了，亲自打电话确认。 结果韩先楚亲口说的：“我回来看他们冻成这样，你们也看不下去吧？” 五天后，五万件军大衣送到了红安，一车接一车，全是灰绿色的，带着补丁但结实的军用棉衣，乡亲们排着长队来领，没人抢，也没人吵，队伍排得整整齐齐。 陈尊友那天也来了，他早上六点钟就坐在村口，穿着那双破草鞋，一直等到下午才轮到他，刚接过军大衣，笑得还没合上嘴，身子一歪，倒在地上，人没了。 村医赶到说是心梗，来不及了，韩先楚亲自赶到他家，把那件大衣披在他身上，嘴里只说一句：“让他暖和点。”乡亲们写了副挽联挂在屋前：“七十年风雨同舟路，八百里山河共此寒。” 这事儿一下子传开了，县里开会时都讲这件事，说“韩将军哭了整整一夜”，可他没哭完就又忙别的了。 因为除了这五万件大衣，他还惦记着红安的地、水、种子、孩子的书包、老师的工资。 其实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提过老区的事，那会儿国家忙着抓大事，他站起来说：“老区穷得揭不开锅，该给的粮该涨点价，税也减一减。” 当时还有人不理解，觉得太突然，邓小平一句话：“这事要做。”后来才有了1979年《加快农业发展决定》，红安等地开始有政策照顾。 但光靠文件不行，韩先楚那年回来红安，去了不少乡下，村干部请他吃饭，他不肯，说：“你们家连米都不够吃，招待我干啥？” 他进了田地、看了水塘、翻了种子仓库，边走边记，见谁都问一句：“吃饱了吗？” 他还琢磨教育那事，自己画了学生书包的草图，交给部队工程处让人赶着做，说要送给红安的孩子。他觉得读书才是正路，不然下代还得靠救济。 1986年，他查出病情不乐观，跟家人说：“我要回红安看看树。”家里人不明白，他就解释：“我让你妈栽的桂花和雪松，你看它们长没长大。” 那是他回乡那年给红安寄的树苗，说要给红土地添点绿，他临终时嘱咐：“把我骨灰送回去，和老乡们葬一块。”1987年，他骨灰安葬在红安烈士陵园，离黄麻起义纪念碑不远。 如今的红安，山绿水净，路也通了，成了全国乡村振兴的示范县。 可那年冬天的一通电话，乡亲们到现在都记得清楚：一个穿军装的老人，对着电话吼了一句：“把大衣送回来，这冷，不是他们该扛的。” 参考资料： 《红安将星：韩先楚将军纪实》，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