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蒋纬国驱车经过重庆市内一处院落门前时，听见里面传来惨叫，他下去一看，是军官在殴打新兵，几个新兵被打得口吐鲜血。 1945年7月7日清晨，歌乐山刑场聚集了上千名围观群众。程泽润身着中将礼服，被两名宪兵押送至刑台。他胸前的云麾勋章在阳光下泛出冷光。 子弹穿过他身体时，他嘴里念着一句未竟的话：“早知今日，何必……”枪声响起，话语便随风消散。 时间回到1944年秋，重庆某个兵站的院落里，几名新兵被吊挂在门框上，一名军官挥动皮鞭，对他们进行体罚。新兵多是资中一带被强征来的农家子弟，刚进兵站三日，背包中还有母亲为他们缝制的布鞋。 这一天，蒋纬国正好路过此地，听见惨叫声便下车察看。看到眼前情景，他大怒，当场叫停体罚并将军官拘押。 施暴者名叫孙孝清，是运输二十九团排长，已不是第一次使用私刑。经审讯，他供认过去一年中曾将十二名新兵虐待致死，常用“吊鸭儿凫水”手段整治士兵。 军医验伤报告显示，幸存者中每人平均断三根肋骨，耳膜穿孔率达八成以上，背部伤疤如藤蔓交织。 消息传到重庆军政部，蒋介石大为震怒，紧急召见军政部长何应钦，质问：“兵役署养的尽是虎狼？”三日后，军事委员会下令成立特别法庭，并彻查新兵转运站的情况。 结果揭示，重庆周边十二个转运站，平均每天死亡4.3人，死亡率甚至高于前线。 程泽润，这位兵役署署长，很快进入调查视线。最初他曾推行“平均、平等、平稳”的三平原则，被视为改革派代表。但几年后，他已成为吃空饷与兵员交易的主使。 据军法执行总监部披露，仅1944年，他就通过虚报兵员，侵吞了超过200万银元。在重庆，他拥有三处带德国保险柜的公馆，保险柜中堆满金条。 法庭审理中，他亲笔签发的“特别处置费”单据成为铁证。一位在场的美军顾问看到数字后感慨：“这笔钱，足够装备一个德械师。”调查还牵出一系列军中腐败网，涉及数名高层军官。 与此同时，一些整顿措施迅速推出。陈诚接任新任军政部长，推行“官兵同灶令”，要求将校与士兵共用食堂；兵役署重组为国防部兵役局，设立监察科与申诉渠道。 美国顾问团在《中国军队人权状况白皮书》中指出，改革后，新兵非战斗减员率下降63%。 重庆档案馆收藏了一张照片，蒋纬国探望正在康复的新兵。那个曾被孙孝清打断三根肋骨的青年正咧嘴笑着，手里捧着一本《士兵优待条例》手册。 照片背面，潦草钢笔字写着：“民国三十三年冬月，痛定思痛。” 程泽润被执行枪决那天，《中央日报》头版刊登《整军新规》，其中“严禁肉刑”四字被套红处理，格外醒目。程泽润的死刑不仅是对个体的审判，也象征着制度病灶被暂时暴露。 但问题并未彻底终结。早在1945年3月，昆明机场扩建时，又曝出一宗虐兵丑闻。多名士兵因工程进度拖延被体罚，一名试图逃跑者竟被监工活埋。消息传至重庆，舆论哗然，相关军官虽被判刑，事件却如旧疮复发，提醒世人改革尚未完成。 时隔多年，台北军史馆里，一份泛黄的死刑判决书被摆在玻璃柜中。那是程泽润的审判文书，解说词简单写着：“此案警示后来者，喝兵血者终饮弹。”而在大陆的抗战纪念馆里，一套破损军装和一封血迹斑斑的家书并排展出。信中写道：“娘，我不怕战死，只怕活着回不来。” 那名写信的新兵，是个资中的农家子弟，在训练中受尽鞭打、辱骂，最终战死沙场。他母亲做的布鞋，穿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的故事，没有留在课本，却被那张照片、那封信、那件军装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