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驾机血洒长空。张伯苓收到噩耗，又哭又笑，拍手大叫：“死得好！死得好！吾出身水师，可惜今老矣，常以不能杀敌报国为恨。而今吾儿为国捐躯，可无遗憾了！” 张伯苓，1876年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秀才家里，小时候读四书五经，但对西学特别感兴趣。1892年，他考进北洋水师学堂，学的是航海驾驶，成绩顶尖。那时候，他受严复影响很大，严复把西方的进化论带到中国，让他开始思考国家怎么才能强起来。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他跟着北洋水师上了战场，结果中国惨败，他亲眼看到国家弱得让人绝望。1897年，他又在威海卫看到日本旗降了，中国旗升起来，可没多久又换成英国旗，这种屈辱让他彻底放弃军事救国的想法，转而觉得教育才是救国路。 1898年，他在天津富豪严修家里当老师，严修支持新式教育，1904年两人一块儿办了敬业学堂，后来改成南开中学。1907年，南开中学在天津南开区建了新校舍，名气越来越大。1917年，张伯苓跑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接触到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1918年回国后，他一门心思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开张，他的教育目标很简单：让学生有爱国心，能干实事。他把西方的科学、体育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培养了一堆人才，像周恩来、曹禺，都是南开出来的。他的教育事业干得风生水起，后人叫他“南开之父”，不是没道理。 再说张锡祜，他是张伯苓第四个儿子，1911年出生，从小在南开校园长大，耳濡目染父亲的爱国想法。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北，他眼看着国家危急，跟同学组了个自行车通讯队，跑到长城前线帮忙。那时候他们骑车跑山路，风吹日晒，看到老百姓流离失所，战士血染疆场，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觉得光读书不行，得真刀真枪干。高中毕业后，他考进中央航空学校，成了第三期学员。 在航校，他学得很认真，飞行技术、战术、理论，样样不落人后，教官和同学都夸他厉害。毕业后，他分到空军第30中队，驻扎江西，随时准备打日本鬼子。1937年初，他在南京跟未婚妻张乐民订了婚，可没享几天福，8月抗战全面爆发，日军开始轰炸南京，他所在的部队接到命令，得马上飞过去支援。 1937年8月14日，天气糟透了，风大雨急，他穿上飞行服，走向战机。飞机起飞时，能见度低得吓人，狂风吹得机身直晃。他知道任务凶多吉少，但国家危急，他没退缩。飞到半路，乌云压得喘不过气，气流乱得飞机像纸片一样抖。当时导航设备很烂，全靠飞行员自己判断方向。他满头大汗，使劲控制飞机，可一阵怪风吹来，飞机翻了几个跟头，最后在江西临川上空坠毁，火光冲天，他才26岁，就这么走了。 与此同时，张伯苓在南开大学办公室忙着。助手拿着一封电报和一封信进来，电报是张锡祜阵亡的消息，信是他出发前写给父母的。信里说，他没法常陪爹妈，但国难当前，只能报国，不辜负父亲教导。张伯苓看完电报，手抖了一下，又看信，眼泪憋不住了。可突然，他站起来，拍手喊：“死得好！死得好！”他说自己年轻时在水师，想杀敌报国，可老了没机会，现在儿子替他完成了心愿，他没遗憾了。 这话听着怪，但想想他背景就明白了。他在北洋水师时就憋着一股报国劲儿，后来转教育，也是想救国。儿子为国牺牲，他当然心疼，可更多是骄傲，觉得这孩子没白教。那一刻，他擦掉泪，平静下来，继续干活。 张锡祜牺牲后，张伯苓没垮，反而更拼。1937年7月，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成废墟，他带着师生先搬到长沙，后来又去昆明，跟清华、北大一块儿搞了西南联大。战火里，他还坚持办学，说敌人只能毁房子，毁不了精神。他鼓励学生报国，南开精神就这么传下来了。 抗战那几年，中央航空学校1700多个飞行员，几乎全死在战场上，平均年纪不到30岁。他们一共干掉1167架日军飞机，功劳不小。张锡祜是其中一个，他的故事代表了那时候无数年轻人的热血。这些人的事迹，后来成了激励后人的榜样。 1945年抗战赢了，张伯苓回天津重建南开。1948年，他当了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可1949年他没走，留下来为新中国教育出力。他一直觉得教育得为老百姓服务。1951年，他病逝于天津，75岁。葬礼上，老学生老同事都来了，大家都念他一辈子奉献教育。 晚年，他常盯着张锡祜的照片发呆，说儿子走了他不遗憾，因为儿子替他报了国。他墓碑上写着“南开之父”，挺贴切的。张锡祜的牺牲，不光是他家的事，更是那时代无数家庭的写照。他的名字进了抗战史，也刻在航空博物馆里，提醒大家别忘那段历史。他和他爹的事业，都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