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克定，袁世凯的长子，早年趾高气扬，晚年却连窝头都吃不起，1950年，章士钊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说袁克定快饿死了，毛主席批了，说“给他点生活费”，还安排了工作，这事，传出去以后议论纷纷：这个当年拼命撮合他爹称帝的人，怎么到了新中国反而还能得到照顾？
袁克定年轻时候风光得很，京师大学堂毕业，做过袁世凯的侍从武官，他不是一般的“纨绔子弟”，政治手腕很硬，写过《尊号问题》，劝他父亲当皇帝，可袁世凯称帝只撑了83天，人没了，帝制也没了，袁家开始败了。
当时，袁克定分得了一笔不小的家产，现金加地产，加起来至少值四十万大洋，但他挥霍惯了，吃穿住行样样讲究。
北洋那阵子混乱，打仗、通货膨胀，再加上他自己不会理财，不到十年家底就败光了，到抗战爆发那年，已经靠典当字画、变卖房子过日子了。
1937年，日本人占了北平，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找上门来，要拉袁克定进伪政府，说只要他点头，不仅给官做，还可以帮他保住房产。
袁克定一口回绝，说：“我不想过问世事。”日方几次三番来人劝说，还拿钱诱惑他出卖祖产，他都没答应，房子也没卖，这事，张伯驹后来也提过，说袁克定穷是真穷，可骨头是硬的。
到了1948年，他的生活可以用“凄惨”来形容，房子一间间被卖，佣人偷东西，连自己最信得过的儿子也卷着股票跑了。
他靠亲戚张伯驹接济，每天窝头咸菜，偶尔还有点豆腐汤，他吃窝头都还要用刀叉切着吃，说是“西餐礼仪”，其实就是想维持点人样，那时候，身上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靠借来的旧呢子大衣过冬。
解放后，国家百废待兴，没几个人还记得袁克定是谁，但章士钊记得，他早年是北洋政府里的风云人物，后来成了中央文史馆的馆长，跟毛主席私交不错。
1950年，章士钊写信给毛主席，说袁克定这个人，年轻时走了歪路，但抗战时做了正事，现在老了，日子太难，不如给他安排个清闲工作，也算“安置历史人物”。
毛主席看了信，很快就批了：“袁克定生活困难，可从我的稿费中拨20元资助其生活，并安排到中央文史馆工作。”就这么几句话，把一个快活不下去的老人从边缘拉回来了。
文件很快下达，中央文史馆给袁克定安排了一个“馆员”的职务，就是做些文献整理的活儿，活不累，也不管事儿，每月工资60元，加上毛主席拨的20块，总共80元，放当时算中等偏上。
他自己心里清楚，这是看在老父亲的份上，也是看在自己抗战时那点骨气上。
新工作来了，人也算安稳了，但袁克定不爱说话，也不跟人多来往，他住在张伯驹帮忙买的一处西城小院，日子过得极简，书桌一张，旧报纸一摞，一本《资治通鉴》放在床头。
他常一个人坐院子里晒太阳，眼睛望着天，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有人来拜访，他也只是笑笑，说：“都过去了，不提了。”
1955年，袁克定病重，病得很沉，但他没声张，张伯驹得了消息，把他接到家里，请了大夫，安排看护，但人已经不行了，走的时候静悄悄的，连口遗言都没有，葬礼没有国家出面办，章士钊主持，张伯驹出钱，买了口棺材，选了个地方埋了。
这事其实挺值得琢磨的，新中国刚建，很多人还恨袁世凯那一套，袁克定是他儿子，还帮他爸当过“帝制顾问”，谁都觉得他该“清算”。
可毛主席那批示一下，大家都没话说了，有的人当时不理解，说这不是“对反动势力太客气”了吗？但章士钊回过一句话：“他晚年硬气，这就是功。”
这个“硬气”，指的是袁克定在日本人面前没低头，不站出来做伪官、不卖房、不拿钱、不摇尾乞怜。
你说他过去糊涂也好，自私也好，但那时候要真是个彻底投机的主儿，早跟日本人走了，他没走，这点没人能抹掉。
而毛主席的处理方式，说到底，就是一种“以今论人”的做法，不翻旧账，只看人当下该不该帮，他一句话，不是赦免谁，而是认定了：这个人，值得给口饭吃。
这不是简单的“施恩”，更不是软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新中国不是“杀尽旧人”，而是要稳住局面，凝聚人心。
后来也有很多人问过张伯驹：“袁克定值不值得帮？”张伯驹只说了一句：“那年冬天他穿的旧呢大衣，是我给的，我没看见他哭，但他那天晚上坐了一夜没睡。”人穷不可怕，怕的是心死，毛主席那句话，等于让他有了个活下去的理由。
这事过去这么多年了，袁克定的名字早就没人提，但1950年的那封信、那张批条，还有那80块钱工资，是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个真实切口。
不是传奇，不是神话，就是一件小事，但正是这些小事，拼出了大历史的底色。
参考资料： 张伯驹，《春申旧梦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