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见邓小平坐下点烟时，就迫不及待地说:“小平同志，这些日子你天天开会，不断提出一个又一个新点子，我有点接受不了，我想问一下，你究竟还执行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究竟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陈永贵，那可是个从土坷垃里刨食儿刨出来的硬汉，大字不识几个，可人家有股子犟劲，愣是带着山西昔阳大寨那帮穷哈哈的乡亲们，把穷山恶水改造成了米粮川，你想想，一个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小山村，硬生生让他干成了全国农业的“麦加圣地”，能不牛？
这事儿得从1952年他当上村支书算起，到了1964年，毛主席一句“农业学大寨”，更是把他直接推上了时代的风口浪尖，可这位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对领袖的忠心，那真是掏心掏肺，却也少了点儿琢磨劲儿。
他觉着，只要把毛主席的话当圣旨，把老人家的思想旗帜举得高高的，就没过不去的火焰山，这种铁杆粉丝的心态，在“四人帮”倒台、邓小平琢磨着要“重出江湖”那会儿，就成了他脑子里的一道死结。
他急吼吼地跟华国锋念叨，可千万别让邓小平回来啊，那不成“背叛”老人家了吗，他哪里看得清时代这趟列车已经换了方向盘，更别提理解陈云、叶剑英这些老帅们请邓小平出山的深意了——那是盼着邓小平用他的大智慧，给国家蹚出条活路来啊！
1977年，邓小平三起三落，这回总算是稳当落地，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官复原职，可这前面的路，哪儿那么好走，就在他复出前，陈永贵找他聊了聊，那话里头，既有老伙计的熟络，也藏着针尖对麦芒的“政治觉悟”。
陈永贵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教训，面对这近乎“长辈教训晚辈”的忠告，邓小平倒是没发火，反而把他让进一间小屋，想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陈永贵眼里，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他心里那个纠结啊，这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说到底，他还是没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真正嚼碎了咽下去，当年他管全国农业那阵子，也不管人家地是沙是黏，天是旱是涝，一门心思把大寨那套硬往全国套。
结果大部分地方都水土不服，产量没上去，埋怨声倒是一箩筐，这不是明摆着跟“实事求是”对着干吗，一个在田间地头能呼风唤雨的带头人，一旦站到治国理政的高度，眼界和脑筋就有点跟不上了。
真正的“火山爆发”是在1980年1月15号，国务院会议刚散，陈永贵就在休息室门口把邓小平给堵住了。
那真是连珠炮似的质问：“小平同志！你天天开会，天天出新点子，我有点跟不上趟儿了，你到底还执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要不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毛主席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算不算数，”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旧时代棺材板上的钉子，带着不甘和困惑。
邓小平敲打他，作为党员，有意见可以保留，但组织纪律必须服从。要是敢背着组织搞小动作，那就是敌我矛盾，得按刑法办，跟“四人帮”一个待遇，这话的分量，千斤重，陈永贵一下子就蔫儿了，闷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保留意见，但服从党的纪律和规定。
跟邓小平几次三番“过招”，陈永贵脑子里那道弯，终究还是没转过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哗哗地涌过来，他确实有点力不从心了，这人吧，好处是磊落，心里不痛快就直说，可也真够拧的，新东西、新路子，他就是瞅不顺眼，听不进去。
当时中央有些领导同志，觉得他这能力，当个国家领导人确实有点勉强，这话也不是空穴来风，1980年9月，陈永贵自己也明白了，主动请辞，让秘书代笔写了辞职报告，这是他个人的选择，也是一个时代不得不做的了断。
副总理不当了，陈永贵也没闲着，1983年，他给中央写信，说还想为国家出点力，组织上也痛快，安排他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这下可好，又回到了他最熟悉的地头，也算是遂了他的心愿。
他对那片黄土地的爱，对农民这个身份的认同，那是一辈子的事儿，当副总理那会儿，他不转户口，不拿国家那份工资，照样在大寨挣工分，一天一块五毛钱，养活一家老小，还时不时接济村里人，他跟大寨的乡亲们说过，等他死了，就埋在虎头山上，站得高，看得远，这份情，朴实得让人心头发热。
生命的最后日子，陈永贵查出了肺癌，其实，陈永贵这辈子也不简单，早年抗战那会儿，他也有过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这些都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