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李德多次请求共产国际把他召回苏联，党内高级干部好言相劝他道：苏联等待你的不是什么好事，必须估计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枪杀!
李德的革命履历相当“硬核”，在德国老家，他就因为积极投身革命活动，蹲了三次监狱，共产主义信念可谓是经过了烈火考验。
后来，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向他敞开了大门，从1929年起，他在这里系统学习军事理论，这为他日后在中国指点江山埋下了伏笔，三十年代初，共产国际一纸调令，将他派往中国，彼时的中共中央还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艰难运作。
李德一来，很快就和博古等人“看对了眼”，他那一套苏式“正规战”理论，主张硬碰硬的军事对抗，听起来似乎比毛泽东他们念叨的游击战“高大上”得多。
在王明、博古等人的极力推崇下，李德的地位坐着火箭往上蹿，他从一个提供建议的顾问，摇身一变，几乎成了中共军事指挥的“太上皇”，手握千军万马的指挥权。
可这位“洋钦差”带来的军事蓝图，在中国战场上很快就露了怯，他迷信阵地战、短促突击，把红军当成了装备精良的苏军。
结果呢，广昌战役，红军死伤惨重，成了“啃不动的骨头阵地战”的活教材，湘江之战，更是血流成河，几万红军将士的生命，为他的错误指挥买了单。这一连串的惨败，像一记记重锤，直接敲响了1935年1月遵义会议的钟声。
这次会议，成了李德人生的滑铁卢，会上，他那一套军事教条被批得体无完肤，连会议决议都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领导方式“极端恶劣”，搞个人包办，压制不同意见，把红军浴血奋战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斥为“游击主义”。
命运的急转弯并未让李德彻底消沉，遵义会议后不久，他主动请求去红一军团，想到前线亲身体验一下毛泽东强调的“中国内战特殊性”。
虽然他自个儿说在林彪那里坐了冷板凳，林彪不怎么搭理他军事上的事，但实际上林彪对他还是挺客气的，短暂的“基层锻炼”后，1935年2月底，他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到了同年5月的会理会议，他又被叫去参加，可尴尬的是，没给他配翻译，只能靠博古简单转述几句。
当毛泽东批评林彪等人的错误认识时，李德却插了句，别谈过去了，还是谈谈当前吧，这话听着，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也透着一股子无奈，看得出来，他虽然失去了权力，但内心的骄傲和不甘仍在翻腾。
在红军面临分裂的危急时刻，面对张国焘想拉队伍南下的企图，李德倒是展现出了他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坚定立场，阎捷三记得，李德和代表张国焘传令的李特吵得面红耳赤，甚至动了手，就为了阻止分裂，这事儿还得到了彭德怀的表扬，“这次表现很好，站在正确的方面。”
不过，李德自己在《中国纪事》里对这段却轻描淡写，只说自己是去传达开拔命令的，不管怎样，长征路上，他成了唯一一个从头走到尾的西方人，这份毅力也算难得。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还兼着下设编委会的主任，他写了不少关于现代军事技术、坦克战、空军防空、化学战防毒之类的文章，稿子也发表了，但署名大多是译者的，只有一次不小心把他列为作者，结果编辑还挨了顿批。
这让李德感觉自己“空有一个总顾问的名号”，心里挺不是滋味，那段时间，像1937年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都没请他。
在他的回忆录里，字里行间还是能看出他对毛泽东他们制定的许多方针政策和军事策略，依然是满腹牢骚，不以为然，其实早在1936年，中共跟共产国际恢复无线电联系后，他就三番五次地打报告想回苏联。
1937年底王明他们回到延安，李德更是急着找门路，王明劝他别急，说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这时候回去怕是有危险，毛泽东也找他谈过话，劝他三思，理由也是苏联“大清洗”闹得凶。
李德一度以“无法适应延安生活”为由坚持要走，但他也表态，自己对党是忠诚的，愿意回莫斯科为自己的工作承担责任，跟斯诺这些国际友人聊天时，李德也开始反思，承认西方的作战方法在中国不一定好使，打仗这事儿，还得中国人自己说了算。
1939年秋天，周恩来要去苏联治伤，李德总算如愿以偿，获准同机返回。在延安机场，毛泽东他们也来送行了，这一别，李德就再也没踏上过中国的土地，回到苏联，他挨了共产国际的批评，还被下了“封口令”，不准再插手中国事务，后来就去了苏联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