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血没有白流！”1974年，浙江一位老人刑满释放后，每天在手套厂蹬三轮车为生，过着清贫的生活！没想到，六年后，政府领导亲自登门拜访慰问，他究竟是谁？ 吴其轺，1918年出生在福建闽清县一个乡绅家庭，家里排行老十，父亲吴銮仕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重视教育，盼着儿女都能出人头地。吴其轺从小就聪明，读书成绩拔尖，1930年代考进青岛师范学院，本打算当个教书匠过安稳日子。可那时候日本侵略越来越猖狂，1936年，他在青岛街头看到中央航校的招生告示，“航空救国”四个字一下点燃了他的心。他没等家里回信，直接退学，跑去杭州笕桥空军军官学校报名，成了第11期学员，从此跟飞机和蓝天杠上了。 在航校，他每天早起跑步，学飞行技术，啃导航和机械知识，训练苦得要命，但他咬牙扛下来。1941年毕业后，他被分到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驻扎湖南芷江机场，成了少尉飞行员。那时候，中国空军装备差得没法说，日军飞机又快又狠，他和战友们经常是以少打多，硬着头皮上。 1941年6月，吴其轺在嘉陵江口执行任务，驾驶一架没啥武装的教练机，结果撞上4架日军战机围攻。敌机火力猛得像下雨，子弹打穿他的飞机，浓烟直冒，最后飞机坠江。幸亏附近村民拼了命把他捞上来，他身上中了3枪，坐骨神经断了，左腿落了残疾，走路一瘸一拐。可他不服输，硬是每天练仰卧起坐，忍着痛让自己站起来。 1942年，他凭着硬本事入选中美空军混合团，加入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第五大队，开上P-40战机。这回他可算有了像样的家伙。他打了88次空战，干掉5架日机，打伤3架，飞行时间加起来超800小时。他还四次飞“驼峰航线”，那可是喜马拉雅山脉间的死亡通道，云雾厚得伸手不见五指，稍不留神就机毁人亡，但他愣是凭着冷静和经验飞过去了。 1945年8月，他奉命押送日军代表去芷江谈投降，9月又在南京见证日军签字投降。那一刻，他坐在第一排，挺直腰板，看着受降官签字，心里那股自豪劲儿甭提多足。战后，他拿了盟军的“飞行优异十字勋章”、“航空勋章”，还有国民政府的17枚勋章，军衔也升到中校。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谁能想到后来的日子会那么苦？ 1948年，吴其轺被派去美国学航空技术，学成后去了台湾。1949年，他爸写信催他回大陆，说新中国需要人才。他琢磨着自己一身本事，回来兴许能干点大事，就通过美国飞行员朋友帮忙，搭货机辗转香港到了北京，当上南苑机场的飞行教官。可那时候政治风向乱，他当过国民党空军的事儿成了“问题”。1954年，有人说他“历史反革命”，他稀里糊涂就被判了刑，送去余杭农场劳改，整整20年。 在农场，条件苦得没法说，腿伤让他干活更费劲，但他没抱怨，军人那股纪律劲儿还在。1974年，他终于熬到刑满释放，回到杭州，已经60多岁，头发白了，身子也垮了。街坊邻居不认识他，他说自己打过仗、开过飞机，人家还当他吹牛。没办法，他靠亲戚帮忙，进了一家手套厂，蹬三轮车挣口饭吃。 那几年，吴其轺每天早出晚归，蹬着那辆破三轮车，车斗里装600斤手套，压得车轴吱吱响。他腿脚不好，每蹬一下都疼得龇牙，可他从不偷懒，准时把货送到厂里。厂里人夸他力气大，领导说他蹬车最靠谱。日子过得紧巴巴，他饭量却大得吓人，一顿能吃一斤小笼包。为了不让人说闲话，他分三家饭店吃，包子一夹就往嘴里塞，汤汁滴在旧衣服上也不在乎。 他跟老婆邱秋瑾有两个儿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桌上就几碟小菜，可一家人还算和睦。他蹬车回来，累得喘不上气，但从不跟家里人发脾气。邻居看他老实本分，也没多问他过去的事儿，就觉得这老头挺能吃苦。 1980年，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吴其轺的冤案被平反，那天他正擦三轮车，政府领导找上门，握着他的手说了一堆道歉的话，还给他恢复了名誉。他被安排到杭州大学地矿系当标本员，干的是整理矿石的活儿。他岁数大了，但干活认真，每天拿放大镜看标本，记特性，英语还说得溜，跟外宾聊地质一点不怵。同事都佩服他，说他学问大，经历也牛。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他的故事上了电视，报纸也争着报道。他被请去参加纪念活动，拿了两枚纪念章，手摸着章面，眼泪差点掉下来。那些年流的血，吃的苦，总算没白费。他常去学校给学生讲抗战的事儿，教室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听得出神。 2010年，吴其轺92岁，在杭州家里安安静静走了。床边放着纪念章，墙上挂着旧军装，他的故事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告诉后人什么是爱国，什么是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