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会对陈永贵和大寨如此重视？其实并不是因为大寨的农业生产搞得好，而是另外两个重要的原因。 （信息来源：2014年01月23日 凤凰卫视——别人挨饿大寨有粮 陈永贵和大寨脱颖而出） 这一切，都得从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说起，解放前，这里出了名的地薄、条件差，村民们再怎么下死力气，一亩地也就只能收个一百来斤粮食，改变的火苗，最早是在陈永贵带着的“老少组”里点燃的，他们摸索着干，居然把亩产干到了169斤，这点进步虽说不多，却像道光，照亮了绝望的地头。 1952年，陈永贵肩负起大寨村党支部书记的职责，他内心怀揣一股决心，一定要让大寨彻底改变面貌，使村民们从此告别饥饿的困境。 为了这个目标，大寨人向老天爷发起了“战争”，开始了极其艰苦的改造行动，他们订了个听起来就够大胆的规划，《十年造地》，就是要把那些高低不平、根本存不住水土的梁梁峁峁、大沟小壑彻底征服。 这中间，最出名、也最提气的，要数“三战狼窝掌”了，每次都是玩命干，苦啊累啊，可一次次地，他们把原来立不住脚的坡地，用双手垒成了平平整整的水平梯田，那些没人要的荒沟，他们一筐筐往里填土石，愣是填成了能种庄稼的好地，就这么硬生生地干了十年，那个看上去异想天开的规划，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现实。 改好了地，只是第一步，怎么让这些改造后的地真刀真枪地稳产高产，那才是关键，大寨人可没停，他们在土里刨出了一套自己的种地法，他们坚持地要往深里耕，让土层越来越厚，更厉害的是，他们年年往地里使劲儿沤农家肥，都是拿庄稼秸秆沤出来的。 这些地改得多好呢？走上去，脚软乎乎的，像踩在棉絮上一样，特别利于庄稼的根往下扎，国家农业部后来总结大寨的经验时，给这种土起了个特形象的名字，“海绵田”，还在北方不少地方推广。 因为这种地保水保肥那是一绝，抗旱能力也强，妥妥的稳产高产田，像大寨人自己说的，下雨了，水能渗下去存住，旱了，底下的湿气能供上来，这“海绵田”，确实是大寨后来粮食高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不浪费一寸土地，他们还摸索出了“四不专种”和“三不空”的种法，“四不专种”简单说，就是像玉米、谷子这类主要粮食，集中在大田里种，而瓜菜、棉花、麻类、油料、大豆这些，虽然也要，但不专门在大田里开块地去种，怕影响主要粮食的大面积连片种植。 那这些零七八碎的种哪儿呢？这就得说“三不空”了，地边上不空着、田埂上不空着、甚至梯田的田坎墙面也不空着，只要有缝隙、有空间，哪怕只有一垄，也种上豆子、油料啥的。 如此一来，大田核心粮食作物面积得以维持，边缘地带也被充分开发，实际上扩大了耕种范围，土地综合利用效率提高了，产量自然随之攀升，到六十年代，单是玉米一项，在大寨可耕地面积中就已占据约65%的比重。 大寨在农业上折腾出这些名堂，正好撞上了国家的一个特别时期，1958年，毛主席点名批评了当时的“反冒进”，反过来夸奖起了像人民公社这种“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新组织形式，毛主席这一夸，可把陈永贵给鼓舞坏了，他马上响应，积极串联邻村，很快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就成立了。 随着大寨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到了1963年，亩产居然达到了700斤，比中央规定的400斤标准高出一大截，手中有粮，腰杆自然就硬，大寨这事儿，开始引起国家高层的注意了。 1964年，陈永贵受邀前往人民大会堂作报告，身处偌大的会场，他仍保持那身打扮，头裹白毛巾，身着布衣，一副十足的农民模样，紧接着，全国各大报纸电台可劲儿宣传，什么“大寨村”、“大寨模式”、“大寨精神”、“陈永贵”，名字响遍了全国，大寨一时风光无两。 到底大寨是不是真那么厉害？1964年，毛主席亲自批示，中央派了个联合调查组去了大寨，他们扎扎实实地在地头丈量，查产量，最后得出的数据是，大寨当年的粮食亩产是809斤，得，陈永贵报的数没一点水分，是真的。 当年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一场重要会议上，对大寨那是竖起了大拇指，还发出了那句传遍全国的伟大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寨一下成了全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大旗。 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之际，他特意邀请钱学森、王进喜等全国各行各业的模范人物用餐，陈永贵亦在受邀者之列。 据说他当时紧张得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毛主席亲切地问他多大岁数、识不识字，陈永贵老实回答自己五十了，四十二岁才扫盲，现在能看报纸了，毛主席听了直乐，让他多吃菜。这几句家常，一下就把陈永贵推到了前台中央，这政治生涯，算是达到了一个巅峰。 回头看陈永贵这一生，从一个庄稼汉，一直走到中央最高层，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基层的干部，特别是在种地、组织生产这块，陈永贵是能干的，甚至称得上高手，在中国农业最难的时候，他带领大寨弄出来的那些“奇迹”，确实给了全国农民巨大的鼓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