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李秀成落入清军之手，命悬一线，他写下一份将近五万字的供词，字里行间，除了交代太平天国的兴衰，还大胆劝曾国藩反清称帝。
这样一份惊天文书，竟整整被藏了将近百年，直到1963年才在台湾公开，这背后，不只是血雨腥风，更是曾国藩的一场政治豪赌。
天京陷落那年，李秀成被捕的时候，太平天国已经大势已去，曾国藩知道这位“忠王”掌握了太平军的军事机密，更重要的是，他也能写。
于是让人劝降，说只要配合写清楚历史原委，就不杀他，这一招很管用，李秀成答应了，关在南京一个军营里，短短十几天就写出了五万多字的供词。
他自述从广东起义跟着洪秀全，一路打到南京，立下赫赫战功，但也没回避失败原因，还列了“天朝十误”。
这份稿子原本不该引起太大风浪，但他偏偏写了这么一段话：“曾帅仁德，堪托天下”，意思是曾国藩你完全可以自立为帝，脱离清廷，另起炉灶。
曾国藩看完吓出一身冷汗，他是儒家门徒，一心打着“忠义”旗号讨贼，李秀成这话若传出去，不但清廷会疑心他谋反，满朝文武也会盯死他。
湘军虽是他带出来的，但在皇帝眼里，就是一支私军，咸丰时期就曾有人劝咸丰撤他的兵权，如今太平军一灭，这些威胁就更放大了。
于是曾国藩做了一件事：亲自改稿，他把“曾帅仁德”那一段删得一干二净，又把洪秀全的死因，从“病亡”改成“服毒自尽”，好显得湘军攻城有功。
他还动了其他关键地方，比如李秀成说自己是被村民认出来交给清军的，曾国藩硬改成“湘军追兵抓获”。
供词里的“政无章法”也被处理成“战术失误”，把责任从天王洪秀全转向李秀成和前线将领。
供词修改后，被曾国藩压下，不交给朝廷，他嘴上说李秀成写的都是胡言乱语，不值一提，实际上这稿子他悄悄藏进了自家藏书楼。
几年后，他病逝在湖南，供词传给长子曾纪泽，曾纪泽后来成了出使英法的大臣，他没敢动这份稿子，只在家族中保管。
再后来传到曾约农手里，那是曾国藩的玄孙，国民党时期的历史学者。
1949年，曾约农带着这份稿子去了台湾，直到1962年，台湾的学术界开始整理晚清历史，才有人注意到曾家手里有一份“太平天国重要亲供”。
次年，这份稿子在台湾世界书局影印出版，书名就叫《李秀成亲供原稿》。
人们拿着这本书一看，震惊了，原来太平天国败得这么彻底，并不完全是军事原因，而是内部乱成一团。
李秀成对洪秀全毫不留情，说他疑心重、用人唯亲，又拒绝采纳前线建议。
更关键的，是曾国藩的篡改暴露了，他那些删掉的句子，被书中的批注还原出来，尤其是那段劝曾自立的内容，一字一句都印出来了。
台湾学者还特意在旁边注明“据原稿校复”，历史被重新摆上了桌面。
曾国藩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因为那段话不只是劝反。
李秀成那时是太平军最高将领，如果他“招降”曾国藩成功，就是反清联手，虽然不太可能实现，但只要这个想法存在，对清廷来说就是“谋逆”。
清廷那时候对汉臣极不信任，像左宗棠、李鸿章，哪一个没被言官弹劾过“自立之心”？曾国藩要保全自己和家族，只能把证据压下去，谁都不能知道李秀成曾这样“夸”过他。
历史上，不少汉臣因为权力太大被皇帝忌惮。
比如明朝的于谦，清朝的年羹尧，都是“功高震主”的典型，曾国藩自己也警觉，哪怕他不想谋反，别人也会怀疑他会谋反。
所以他最怕的不是敌人，而是皇帝的猜忌，他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里反复提到“退身之计”，说要功成身退，不贪权、不恋战。
李秀成的供词一旦传出去，哪怕是死后公布，都会留下“他曾劝我反”的污点，所以曾家一代代保密，不给任何外人看。
直到1963年，清廷早没了，曾氏家族在政治上已无威胁，才有人敢拿出来公开。
这份供词公布之后，也引发了学界不小的争议，有人开始重新评价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不再单纯怪湘军太猛，而是看到天国内部的崩溃。
也有人对曾国藩的“忠清”形象产生怀疑，毕竟他偷偷改人供词，这行为怎么说都说不过去。
曾国藩日记里骂李秀成“献谀乞怜”，但人家供词里说他“仁德可托”，这两种态度放在一起看，确实有点打脸。
更有意思的是，供词原稿中的语气其实相当冷静，没有多少求生欲，也不像一个马上要被处决的犯人。
他像在写一本回忆录，把一路风风雨雨一一交代，李秀成虽然失败了，但这份稿子让后人看到了一个战争失败者的冷静反思，也让曾国藩的政治算计，第一次赤裸裸地展现在公众面前。
曾国藩靠湘军打下半壁江山，但靠这场隐秘的篡改，才保住了自己和家族的未来。
他不是不忠，也不是想谋反，只是在那个朝不保夕的清末乱世里，他必须把话说一半，手留一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