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6日，浙江杭州，一男子晚上8点上班，他才上1小时，牙齿和太阳穴就开始剧痛，他赶紧跟班长请假回了宿舍，没想到第2天晚上，被工友发现死在宿舍床上。家属认为男子是工亡，索赔200万，男子有2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3岁，妻子肚子里还有个即将分娩的遗腹子，娘4个没法活了。但公司认为，男子只上了半小时班，不属于工亡，只愿意给点人道主义赔偿。 2025年4月26日晚8点，杭州萧山区的春夜带着潮气，35岁的李建军套上泛着机油味的工作服，走进五金厂的夜班车间。他摸了摸口袋里的润喉糖——这是妻子张秀芳特意买的，说能缓解他长期夜班的咽炎。 谁也没想到，这盒没吃完的润喉糖，会成为这场家庭悲剧的无声见证。 凌晨1点15分，李建军握着冲床的手突然发抖，太阳穴突突直跳，后槽牙的疼痛像电流般窜向耳根。 他跟班长王强比划着："哥，我实在撑不住，回宿舍躺会儿。" 监控记录下他离开时的背影：右手扶着墙，脚步踉跄，工作服左襟还沾着下午调试机器时的铁屑。 同宿舍的陈师傅记得，清晨6点换班回来时，李建军的床帘紧紧拉着。"建军，吃早饭了。" 他掀开帘子，却看见工友仰面躺着，嘴唇发绀，枕边散落着止痛片包装。 120急救车赶到时，医生确认死亡时间已超过6小时，死因初步判定为心源性猝死。 张秀芳接到电话时，正在给10岁的女儿扎辫子，手机"咣当"摔在地上，屏幕裂痕像极了她此刻破碎的生活——结婚12年，丈夫为了三个孩子（包括腹中5个月的胎儿），在五金厂上了8年夜班，每天工作12小时，月工资6500元。 她颤抖着翻开丈夫的手机，备忘录里写着："小宝奶粉钱还差2000，下个月加班费该涨了。" 五金厂会议室的灯光在凌晨3点依然亮着，张秀芳攥着医院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指甲几乎掐进掌心："他是在上班时发病的，走的时候还穿着工装，这不算工亡算什么？" 厂长刘建国推了推眼镜："李师傅只上了1小时班，而且死在宿舍，不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的规定。" 双方的争议焦点迅速聚集到《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 家属代理律师王敏指出："李建军因工作不适请假，宿舍属于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且发病具有连续性，应视同工伤。" 但企业法律顾问拿出打卡记录："20:00打卡上班，21:05请假离开，宿舍距离厂区800米，不属于直接工作区域。" 杭州市人社局调取了车间监控、就诊记录和证人证言，发现关键细节：李建军发病前三天，车间为赶订单临时增加夜班强度，其工位的冲床压力值超出额定标准15%。 最终认定："虽死亡发生在宿舍，但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符合工亡条件。" 从法律层面看，本案厘清了工亡认定的核心要件： 1、"工作时间"的弹性解释，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工作时间"不仅包括正常上班时段，还涵盖因工作需要的准备、收尾及合理休息时间。李建军请假是工作不适的延续，应视为工作时间的自然延伸。 2、"工作岗位"的合理范围，最高法《关于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岗位"包括与工作相关的合理区域。宿舍作为企业提供的休息场所，与工作场所具有关联性，尤其是夜班工人的宿舍，应认定为"岗位延伸空间"。 3、举证责任的分配，企业主张"非工亡"，需提供证据证明李建军的猝死与工作无关。但五金厂无法提供冲床压力值合规证明，也未举证其此前存在重大疾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这起事件与2023年广东中山的"宿舍猝死案"形成对照，当时某电子厂员工在夜班后回宿舍3小时猝死，法院以"未在工作岗位"为由驳回工亡认定，家属维权两年未果。 当工作强度突破身体极限，"宿舍"是否应视为工作场所的延伸，成为司法认定的模糊地带。 对比2024年日本的"过劳死赔偿案"，某程序员加班后在通勤电车上猝死，法院判决企业承担70%责任，理由是"工作导致身体处于危险状态"。 这种跨地域的司法差异，凸显了我国在"工作相关性"认定上的保守，日本将"业务起因"纳入考量，而我国仍严格限定"工作时间和岗位"。 张秀芳收到的200万元工亡赔偿款到账时，距离丈夫去世已过去83天，此时她的第三个孩子刚刚满月。 五金厂的夜班制度悄然改变，冲床压力值恢复标准，夜班时长压缩至10小时。 李建军的故事，是千万夜班工人的生存剪影，当他在凌晨的车间捂住剧痛的太阳穴时，支撑他的是对家庭的责任，而压垮他的，可能是长期过载的工作压力。 法律的最终认定，不仅是对个案的裁决，更是对"劳动强度红线"的重申——企业不能用"非工作岗位"切割责任，社会不该让"夜班经济"透支生命。 在GDP的增长曲线背后，每个劳动者的生命体征才是发展的根本。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文章为真实事件整理评述，无不良引导，文中均使用化名） 创作来源：小强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