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自打辛亥革命之后，统治山西38年，是中国第一号不倒翁。此人统治山西，有一大嗜好，就是喜欢谈主义。据他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军国主义，他都有研究。他最喜欢谈的，还是好人主义。
辛亥革命后各地军阀崛起，开启了风云变幻的民国时代，28岁的阎锡山自此便成为了手握重权的 “山西王”。
起初，阎锡山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本当众人以为他会在孙中山与袁世凯势力对峙时，选择孙中山，可没想到阎锡山却转头投靠了袁世凯。后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便被封为一等侯。
伪清王朝下台，蒋介石发动政变，阎锡山便立马倒戈同蒋一起进行变革。国共对立与合作时期，阎锡山也并没有坚定的跟随一个人，哪方能提供利益，他便去支持。
可以说“玩弄政权”是他的代名词，而且“见风使舵”就是他的保护色。阎锡山作为一个这样的人，自然对当时的各种主义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好人主义”便是他信奉的所谓真理，让好人当道，社会才会安宁，这句话并不假，可是实现起来可太不容易了。
实权统治山西的阎锡山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就在1920年，山西开始实行了“好人主义”政策，可结果并不如阎锡山所想的那样。
按理来说，好人起到带头作用，社会上的坏人自然会越来越少，但实际上这种主义让真正的好人越来越羞耻，而坏人却是换了更隐蔽的方式继续危害社会。
起初，阎锡山为了更好的实行新政策，也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举措，其中一条便是发放证章，以便更好的区分好人跟坏人。
象征身份的证章被阎锡山分为了“正四方形”、“菱形”、“三角形”这三种，一声令下，整个街道上每个行人便都带上了证章。
正方形证章意味着为人方正，就代表这个人是好人。
菱形不方不正就是不好不坏的人的象征，那至于坏人，当然带三角形证章了。
一时间，大街上到处都是带着各种证章的人，至于这个人是好是坏，一目了然。既然区分好了，那对于好人坏人肯定就有不同的态度。
坏人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被规定带上“三角章”的坏人在社会上自然也就不招人待见了，且说不能仕途顺利怕、升官发财，哪怕在别人家门口蹲着都可能被唾弃一声“晦气”。
而且对于好人的评定标准也是相当高的，做了许多慈善的人可能因为一次失误就被判会坏人，得罪了有些人，可能还会被栽赃嫁祸而锒铛入狱。
人无完人，可一件坏事都不能做才算是个好人，因此，真正能够带上正方形证章的人并不多。
群体中如同凤毛麟角的好人，又该如何带动老百姓都往好人的方向发展呢？哪怕一步步的教，也总有人会犯错。
一个人一旦戴上三角形的证章，那基本上寸步难行。因此，那些真正的坏人，比如小偷、强盗，就不愿意戴证章了，开始想方设法的逃避这种限制。
而且，街坊邻居、乡里乡亲之间也不好意思把自己身边的人划分为坏人。实际上，最后真正被安上坏人帽子的，只有乞丐。
不仅如此，乞丐上街乞讨还要定时定点，本来就不受待见，这样一来就更没法活了。推行政策没多久，满大街都是饿死的人。
这样的情景实在是有碍观瞻，政府便把这些乞丐都赶到劳改营里去做苦力，于是，大街上基本上见不到戴三角形证章的人了。
戴菱形章的人呢，看到这种现状，也不乐意戴了，遇到查章的人就推托说自己忘记了。时间一长，就连那些好人也不好意思再戴着章了。
一开始，每个街道都还专门派人去规劝行人戴证章，一天劝几个人还好，可后来大部分人都不戴，如果每个人都要苦口婆心的劝，那不得累死，渐渐的不戴章也没人管了。
就此，大街上再也没有人主动愿意戴证章了，阎锡山费尽心思成立的“好人团”也逐渐解散了，山西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违反人性、不合常规的所谓创新之举，终究是要失败的，阎锡山自以为见识过人、掌风使舵，但还是被现实狠狠的上了一课，哪怕势力滔天，涉及人性的政策都需再三考虑，不能因个人的决策，造成集体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