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革命成功了，你就拿着这张纸条来找我毛泽东！记住，你一定要来找我！”1951年，毛主席主动邀请陈添裕到北京见面，但陈添裕却没有赴约。对此毛主席并未生气，依然十分感激他，陈添裕是谁？他做过什么呢？ 荆棘划破了陈添裕的脚，血染红了山路，但他咬牙背着“杨先生”狂奔。1929年的那个夜晚，福建永定县牛牯扑村的深山里，枪声如雷，国民党民团的火把在夜色中闪烁。20岁的陈添裕，个子高挑，脸庞被汗水和泥土糊住，背上的男人气息微弱，却低声催促：“快走，别管我！”陈添裕咬紧牙关，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这个“杨先生”落入敌手，哪怕拼上命。 他不知道，这个病弱的男人，正是毛泽东——那个将带领中国走向新生的领袖。 1929年6月，牛牯扑村掩映在金丰大山的密林中，竹林摇曳，溪水潺潺。这里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村民们世代靠山吃饭，民风朴实却觉悟极高。陈添裕是村里赤卫队的骨干，20岁出头，壮实得像头牛，平日里话不多，但干起活来从不含糊。他家那座二层土楼，墙厚窗小，是祖辈留下的老宅，屋檐下挂着风干的玉米，院子里总有鸡鸭跑来跑去。 这年夏天，一个名叫“杨子任”的男人住进了陈添裕家。他脸色苍白，咳嗽不止，听说得了疟疾，村里人都叫他“杨先生”。没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只晓得他是个“重要人物”，有粟裕率领的一个警卫连护着。 “杨先生”并非整日卧床。病稍好些，他就拄着竹杖，走村串户，穿着破旧的灰布衫，和农民们唠收成、谈地主，眼神里透着股韧劲。陈添裕跟在旁边，觉得这人虽瘦弱，气场却不一般。可危险也在悄然逼近。村里有个地主张克识，家产被分后怀恨在心，偷偷观察“杨先生”，觉得他不像普通人，便向国民党民团告密。民团头子林蔚民一听，纠集了600多人，趁夜摸向牛牯扑村，要抓这个“共产党大官”。 那天夜里，月光被乌云吞没，村口突然传来犬吠。赤卫队员冲进土楼，急喊：“杨先生，敌人来了！”陈添裕正在灶台旁烧水，闻言扔下柴火，冲上楼。屋里，“杨先生”正披衣起身，贺子珍——他的妻子，怀着五个月的身孕，扶着他，脸上满是焦急。粟裕的警卫连已和敌人交火，枪声越来越近。金丰区委书记陈兆祥果断下令：“转移杨先生到雨顶坪，务必保他安全！” 雨顶坪在十多里外的深山里，地势隐蔽，敌人不易发现。陈添裕和三名赤卫队员抬着担架，护送“杨先生”和贺子珍撤退。可刚出村，火把光亮已逼近正面，民团喊杀声震天。陈添裕当机立断：“走后山！”后山坡陡路窄，灌木丛生，担架磕磕绊绊，行进艰难。眼看敌人追近，“杨先生”挣扎着说：“放我下来，我能走。”陈添裕急了，枪声就在耳边，他顾不上多说，蹲下身：“杨先生，上我背！” “杨先生”还想推辞，陈添裕已将他背起，撒腿就跑。山路崎岖，碎石硌脚，荆棘像刀子划过他的小腿，血混着汗流下，他却像没感觉似的。背上的“杨先生”气息微弱，低声说：“小伙子，慢点，别摔着。”陈添裕咬牙：“您别说话，抓紧我！”他一口气跑了十里山路，双腿像灌了铅，肺里像着了火。终于，雨顶坪的山洞出现在眼前。他把“杨先生”放下，自己却腿一软，瘫倒在地。 洞里，贺子珍和赤卫队员们围上来，点起火把。陈添裕的脚底满是血泡和荆棘，裤腿被划得稀烂，脸上也有几道血痕。“杨先生”看着他，眼神复杂，掏出三块大洋塞过去：“小伙子，拿着，养伤。”陈添裕推开，憨憨地说：“杨先生，您带着大家闹革命，我出点力算啥。”“杨先生”没再坚持，从贴身小本子上撕下一页，写了几行字，递给他：“等革命成功了，拿着这张纸条来找我，记住！”陈添裕接过，揣进怀里，没多想。 时间跳到1953年秋，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传遍山村，陈添裕也听说了，当年的“杨先生”就是毛泽东。他摸了摸怀里那张早已遗失的纸条，心想：毛主席是大人物，哪还记得我这小人物？ 可毛泽东没忘。那年国庆前，一封电报送到村里，署名简单：“请你来北京观礼。”陈添裕拆开信，手抖了抖。可偏偏这时，妻子即将临盆在即，40岁的老来得子，他怎能走开？纠结一夜，他找到堂弟陈奎裕：“奎裕，你替我去吧，替咱村里人看看天安门。” 陈奎裕到了北京，见到毛泽东。毛主席拍着他的肩，笑呵呵：“你不是背我的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毛泽东记得清清楚楚。他拉着陈奎裕问村里近况，末了让人带回一堆礼品，托他转交陈添裕和乡亲们。 陈添裕没去北京，但他的故事传遍了村里。他从不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只是常说：“杨先生带着咱们翻身，我出点力，值！” 据历史记载，牛牯扑村现为红色旅游景点，保存完好的土楼和当年的竹寮遗址，吸引着游客前来缅怀。陈添裕的后人仍生活在村中，传承着那份朴实的革命精神。福建永定县档案馆存有相关史料，记录了陈添裕等赤卫队员的英勇事迹，彰显了土地革命时期群众基础的深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