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在上海被关押的侵华日军战犯中野久勇越狱了！此事一经曝光，引起了当时上海群众的高度关注，大家都想找到这名战犯，人人得而诛之。 在抗战期间，中野久勇担任上海宪兵队队长。虽然他从未参加过正面战场的战斗，却同样血债累累。上海作为相对安全的后方，让中野久勇过上了如同土皇帝般的生活。他大肆抓捕所谓的＂反叛分子＂，无论对方是否真的参与革命活动，只要被他盯上，下场必然凄惨—或是遭受酷刑折磨，或是被绑上石头沉入黄浦江，以满足他变态的嗜血欲望。 日本投降后，处置数量庞大的日本战犯成为了一个棘手问题。上海的提篮桥监狱已经不堪重负，国民政府不得不启用设施简陋的江湾监狱，也称上海战犯拘留所。1947年1月，186名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犯人被转移到了江湾，使监狱运转进入超负荷状态。中野久勇就是在这时被关进了江湾监狱。 江湾监狱的简陋程度令人咋舌。除了牢房面积小之外，甚至连外围的围墙都没有修建。监狱是一个被改造成牢房的仓库，周围仅用铁丝网围成一个院子，院子角落有四座哨塔供士兵巡逻看守。 然而，由于蒋介石将精力都放在了内战上，对这些日军小喽啰根本不关心，导致后方战士严重懈怠。他们常常是把牢门一锁，自己就躲在值班室里睡大觉，至于哨塔上的巡逻更是形同虚设。 中野久勇并非江湾监狱的第一个逃犯。1947年7月22日，犯人池齐道成与沙措乌朗就曾趁看守不注意，偷走监狱钥匙逃了出去。不过由于他们不会说中国话，没几天就被抓了回来，一顿毒打后两颗子弹送他们上路。这次逃狱明显是因为看守疏忽，但由于犯人已被抓回，监狱方面竟未对此事深究，依旧防守松懈。 与前两位不同，精通上海方言的中野久勇看到了更大的希望。1947年12月14日那个寒冷的夜晚，他借着上厕所的名义走出了牢房，趁着哨塔上无人巡逻的空档，偷偷溜到一间办公室，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在铁丝网上剪出一个小洞，如泥鳅般钻出，消失在了夜色中，由此展开了他长达两个多月的逃亡生涯。 中野久勇从江湾监狱逃出后，深知城门一定是盘查最严密的地方。作为一名曾经的军人，他明白自己要想活命，只能暂时蛰伏在上海城内。1947年的寒冬，他借着夜色来到河边，简单整理了外貌后走进了一家服装店。由于江湾监狱管理松懈和资金紧张，犯人们并没有统一制服，中野久勇甚至还穿着西服在监狱里。他将这身名牌西装卖掉，换取了一笔钱，又买了一件灰布长衫，乍看上去与上海普通市民无异。 此后，中野久勇在餐馆中痛快地饱餐一顿，甚至还奢侈地洗了个热水澡，找了家小旅馆美美地睡了一觉。可舒适的日子没过多久，钱就花光了。他不得不在桥洞下勉强过夜，穿着单薄长衫的他仅仅一晚就感冒了。他用最后一点钱买了两包阿司匹林粉末，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决定，却成了日后暴露身份的伏笔。 与此同时，新上任的典狱长孙介君一边组织人手全城搜查，一边动员上海市民协助寻找这名日本战犯。上海民众对日本侵略者仇恨犹在，纷纷提高警惕，留心周围的可疑人士。街头巷尾、茶馆酒肆里，到处都在议论着这个残忍的日本战犯，人人得而诛之的氛围在城中弥漫。 饥一顿饱一顿的中野久勇向上海西北方向漫无目的地行走，几天后终于到达嘉定，勉强算是脱离了搜捕范围。正当他松了一口气时，一双大手拍在了他肩上。几名士兵拦住他盘问证件，中野久勇急中生智，用还算标准的上海话回答：＂长官，我叫王寿章，原本是从江南来这做买卖的，这不是因为打仗，证件丢了，才想着去投奔亲戚。＂ 士兵对他进行搜身，从他怀中掏出了两包白色粉末。＂这是什么！＂几名士兵厉声质问。中野久勇解释道：＂这就是治疗感冒的阿司匹林啊。＂士兵不信：＂放屁，我看你小子鬼鬼祟祟的，这分明就是毒品！＂原来，嘉定城虽然不知道江湾监狱逃犯的事情，但当地正在打击贩毒。几名士兵将他五花大绑送回上海。 幸运的是，中野久勇被关进了上海市看守所而非原来的监区。在看守所内他惶恐不安，每天躲在墙角，生怕被人认出。二十天后，粉末被证实只是普通药物，他获释了。但这段时间内，越狱消息已经传遍周边地区，各个关卡都在严查，他彻底被困在了上海城内。 凭借流利的上海方言和一身力气，中野久勇在上海街头找到了＂推桥头＂的工作——在黄包车上坡时从后面帮忙推一把，然后获得车夫的一点赏钱。靠着这份工作，他渐渐在上海站稳了脚跟，生活也趋于稳定。随着警惕心的放松，他有时甚至忘记了自己是个日本人。 命运的转折在一个平凡的下午发生。饥肠辘辘的中野久勇推完一辆车，车上乘客给了他2毛钱的小费。他不满地嘀咕道：＂这点钱能做什么，现在物价涨得厉害，就连一张大饼也要卖到3毛钱。＂就是这句抱怨，引起了车上一名干探的注意。他留意到中野久勇说＂大＂字时发音异常，就像外国人说中国话一般。再看他的身形外貌，竟与通缉的日本犯人极为相似。干探立刻返回局里调集人手，当天就将中野久勇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