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我情报工作发生一起多年来未曾有过的重大事件，遭受了一次大劫难，其危害甚至堪与当年顾顺章的叛变相比。当时我中情部直接领导的一个规模较大、涉及华北、西北、东北地区，有五部地下秘密电台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敌人破坏，郑介民和毛人凤曾狂妄地声称搞垮了中共半壁天下。后来，我情报部门及时采取了多项善后措施加以补救。 中国共产党早期并未意识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 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由于党内同志的栖身地点和活动被敌方彻底掌握，导致中共成员几乎没有机会组织有效的防守，最终遭到国民党新右派的惨烈屠杀。 这一惨痛教训让周恩来等领导人深刻认识到情报工作的必要性。 1927年中共在武汉成立了特务工作处。 特务处的建立标志着党在情报领域的正式启动。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这个机构成功获取了大量关键信息。 特务处及时发现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变，获知蒋介石与冯玉祥的秘密会谈，以及汪精卫的反共会议等情报，这些信息使中共能够在汪精卫公开叛变前迅速撤出部队。 然而，科特组在周恩来离开后，追求激进的恐怖行动，公开处决国民党特务和内奸，最终导致了组织的暴露和两批同志的被捕。 敌人迅速行动，特务处在经历了这一惨痛的低谷后，逐步开始吸取经验教训。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的地下组织逐渐壮大。 尤其是在南京等地的情报网建设上，中共情报人员渗透到国民党核心部门。 与此同时，党内的情报人员也在敌人的内部，特别是在日军和国民党军队中，构建了有效的情报体系。 解放战争期间，在西北战场，正是凭借地下党员的出色情报工作，西北野战军成功粉碎了胡宗南的重点进攻。 然而，1947年，中共情报工作遭遇了极为严峻的打击。 当时中共情报部直属的王石坚情报系统在华北、西北及东北地区的五个地下电台被敌方彻底摧毁。 然而，在这场危机中，我党情报部门并未束手无策。 一位名为段云鹏的飞贼原是军队出身，擅长偷窃，在北平及周边地区久负盛名。 段云鹏曾几次成功作案，直到1946年冬天，他在北平市最大的绸缎庄瑞蚨祥的三楼偷走了最昂贵的布匹。 此事引起了全城轰动，经过几天的追查，段云鹏最终被捕。 然而，这个曾经的飞贼很快被保密局释放。 保密局察觉到我党情报系统的地下电台活动频繁，便开始使用段云鹏来渗透。 在他的帮助下，敌方逐渐掌握了我党地下电台的运作。 段云鹏的任务是每天清晨在可疑区域寻找目标，并标记出有异常的住户。 这项任务逐步缩小了电台的潜藏范围，最终在一个豪宅内发现了电台的活动规律。 敌特得知了电台的工作时间及位置，成功抓捕了正在操作电台的报务员。 而报务员根本未意识到自己已经暴露。 由于电台负责人早已有叛变的准备，敌人甚至获得了他发报时的底稿。 通过对被捕人员的审问，敌人进一步掌握了我党情报系统的具体布局，导致了包括王石坚在内的多名重要情报人员被捕。 1947年，《上海时代日报》报道了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等人的被捕。 不久后，10月1日，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也被捕，陈琏正是其中一处豪宅的主人。 周恩来紧急致电李克农，指示他采取紧急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然而，敌方的破坏仍然持续推进。 10月5日，蒋介石亲自到达北平，指挥接下来的行动。 在郑介民、毛人凤的直接指挥下，西安总台及其他地下电台也相继遭遇重创。 周恩来再次指示各地情报部门迅速采取行动，切断一切横向联系，并对已暴露的情报网络进行彻底清理。 赵耀斌在西安从事潜伏工作多年，后来被捕并叛投国民党。 李克农在接到情报组织遭受破坏的消息后，他曾亲自指挥从各地紧急撤回的情报人员，迅速采取一系列补救措施。 赵耀斌的背叛让周恩来十分忧虑，但周恩来认为，即使王石坚供出情报，胡宗南等人也会通过一定手段压制此事，不让其波及太广。 果然，胡宗南并未将此事公之于众，反而压下了这场风波，使得当时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人得以安全返回。 李克农通过总结、整改，逐步修复了组织的漏洞，并加强了与地方组织的隔离。 1949年，随着北平的解放，李克农获得了更多关于此案的详细情报。 在总结会议上，李克农回顾了电台被破坏的经过，并为英勇牺牲的情报员们致敬。 参考文献：[1]魏晨,吴晨生,王冰琪,凡庆涛.论情报工作中的认知偏差与工作重点——从情报定义谈起[J].情报理论与实践,2025,48(2):29-36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