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晚清著名词人郑文焯病逝。好友康有为听说后，居然大为窃喜。 在康有为的学术与政治生涯中，桂林两次讲学成为他推动维新思想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他与桂林文化界、政治界的深厚交往与互动。 康有为第一次来到桂林是在1894年底，当时，他因《新学伪经考》一书引起极大争议，被言官余联沅弹劾，指责其学术观点为对清廷传统思想体系的严重挑战。 这场风波使得康有为在学术界的声名大振，却也招致了许多压力。为 避开这场政治漩涡，同时也为了传播变法维新思想，他接受了门生龙泽厚的邀请，赴桂林讲学。 到达桂林后，康有为在叠彩山景风阁居住，开展为期约四十天的讲学活动。 这次讲学以《春秋公羊传》和《荀子·非十二子》为主要内容，围绕孔子之学的内涵与实践展开阐释，并通过讲解这些问题宣传他的维新思想。 在当时，这一新学理念如同一股新风，迅速在桂林士绅与学界中传播。 不过，康有为首次来桂林时，影响力有限。 他只是一个举人，身份并不显赫，且因其学术观点受到守旧派的敌视，未能得到所有地方士绅的认可。 在桂林四大书院中，除了孝廉书院山长周璜热情接待外，秀峰书院山长曹驯等人对他持冷淡态度。 尽管如此，康有为还是通过龙泽厚的引荐，与部分开明士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后续推广维新思想打下了基础。 两年后，康有为再次来到桂林。 这时的他，身份已大不相同。他不仅中得进士，官授工部主事，还因在京师发起公车上书而声名鹊起。 这种身份变化，使得康有为在桂林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这一次，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规模和深度都大大增强。 他不再局限于讲解经学，还融入了时政形势、学术源流、变法维新的必要性等内容。 广西巡抚史念祖被参、藩台游智开告老后，临时主持广西政务的蔡希邠与康有为私交甚好，积极支持他的讲学活动。 此外，地方名流如唐景崧、岑春煊等也与康有为过从甚密，给予了他从人脉到资源上的帮助。 在五个月的时间里，康有为完成了三件极具意义的大事：创立了广西第一个学会——圣学会；出版了广西第一份报纸——《广仁报》；建立了广西第一个新式学堂——广仁学堂。 这些成果不仅在桂林播下了维新思想的种子，也使变法维新运动在广西的影响力大幅提升。 康有为与郑文焯是晚清时期的好友，两人常常在一起谈古论今，切磋诗词。 康有为对郑文焯收藏的宋版书一直垂涎三尺。要知道，那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一页就能值一两黄金。 康有为虽然家财万贯，却也囊中羞涩，没办法像郑文焯那样买下这批宋版书。 于是，康有为便想着法子去借这批书来观赏。 然而，郑文焯深知这批宋版书的价值，生怕借出去就再也要不回来了，他婉言谢绝了康有为一次又一次的借书请求。 康有为碍于面子，也不好意思勉强挚友，只能一次次望洋兴叹，无奈摇头。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间，1918年已经到来。 就在这一年，不幸的消息传来，郑文焯病重，撒手人寰。 当康有为听到噩耗时，他先是一怔，随即便暗自窃喜。 他想，老朋友虽然走了，但那批宋版书总算是无主之物了。 他马上打听到郑文焯的丧期，准备去吊唁，顺便看看能不能把宋版书给弄到手。 康有为带着事先准备好的花圈和纸钱，来到郑家。 他一进灵堂，便扑通一声跪在郑文焯的灵位前，泪如泉涌，悲痛欲绝。那哭声惊天动地，感天动地，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康有为哭了半天，这才擦干眼泪，抽噎着对郑文焯的姨太太说，他特地赶来吊唁挚友，完成生前的约定。 原来，康有为编了个瞎话，说郑文焯生前答应过要把那批宋版书送给他，现在人走了，他特地来取书，好完成老友的遗愿。 姨太太见康有为如此重情重义，加上丈夫刚去世，心里正伤心，也没多想，就让康有为进了书房，随便挑选。 康有为一进书房，便迫不及待地找出那批宋版书，连其他一些珍本、古董也一并打包，担心姨太太反悔，赶紧告辞离去。 康有为拿到宋版书后，心里乐开了花。 他马不停蹄地回到家中，迫不及待地欣赏起这批珍贵的古籍。 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郑文焯的儿子郑公子就找上门来了。 康有为一看郑公子气势汹汹地来了，就知道事情败露。 他心里虽然有些发虚，但脸上还是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热情地迎上去，一把拉住郑公子的手，眼泪汪汪地说:＂文焯兄弟，你走了以后，我真是悲痛万分啊！我们几十年的老交情，如今只能成追忆了。这些书是你生前亲口应允给我的，我特意去取回，就是为了完成你的遗愿啊！＂ 郑公子被康有为这一番话说得莫名其妙，一时间竟不知如何是好。 康有为见状，又赶紧说:＂既然你来了，不如进屋坐坐，咱们一起吃个便饭，好好叙叙旧。＂ 郑公子本想拒绝，但想到自己毕竟是晚辈，又是登门造访，再加上康有为盛情难却，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席间，康有为滔滔不绝地讲述他与郑文焯的交情，还不时吟诗作赋，追忆往昔。郑公子愈发感到不好意思再提书的事情。饭 后，康有为又塞给郑公子几首诗作相赠。 郑公子无奈，只得悻悻而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