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20岁的鲁迅写信说：只要未婚妻朱安答应他2个要求，就同意结婚。但朱安态度坚决地说：“做不到！两个要求都无法答应！” 1878年，朱安出生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商人家庭。她的家庭传统深受封建礼教的影响，从小便以“三从四德”作为教育的核心。 在这样的环境中，朱安的命运似乎早已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朱安四五岁时，母亲按照传统，为她开始了裹足的过程。浸泡、弯折、捆绑，一系列机械的动作伴随着她的哭喊与挣扎。 尽管年幼的她不明白为何要经历如此痛苦，但从母亲到周围的女性，都认为这是一位“好人家”女儿的标志。 她只能默默接受这痛苦的改造，直到她的双脚定型，变成了所谓的“三寸金莲”。 到了20岁，朱安仍未出嫁，在当时已算是“老姑娘”。 家族出于急切的考量，通过亲戚牵线，将她许配给了18岁的周树人，也就是后来的鲁迅。 两家背景相符，男方虽然家道中落，但仍是绍兴的体面人家，且周树人正在南京求学，有文化、有前途。这段婚约对朱安来说，似乎是一场来之不易的机遇。 1906年盛夏，正值鲁迅在东京准备投身文学事业之时，一则谣言突然传到故乡绍兴。 有人说鲁迅在日本与一女子成亲，甚至有人信誓旦旦地说曾亲眼见过他们夫妇带着孩子散步的情景。 消息传到鲁迅母亲鲁老太太耳中，她顿时心急如焚。 鲁老太太想方设法要把儿子鲁迅叫回国来，她先是托人谎称自己病重，催促他速速归国。见儿子迟迟未动身，她又一天寄去两封信，口气愈发焦急。 鲁迅在东京接连收到母亲的信件电报，直感＂生气和烦躁＂，以致＂神经衰弱＂。 无奈之下，鲁迅只得在六月初匆匆踏上归途。 一个多月的辗转，鲁迅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绍兴。 然而，当他踏进家门，迎接他的却是一番与想象大相径庭的景象只见母亲喜笑颜开地迎了上来，家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 鲁迅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母亲是设计骗他回来成亲的。 其实，在几年前，鲁迅的婚事就已由母亲张罗妥当。1901年，20岁的鲁迅曾写信说，只要未婚妻朱安答应放足和进学堂读书两个要求，他就同意这门亲事。然而目不识丁的朱安断然拒绝。尽管如此，在母亲和亲朋好友的多方劝说下，鲁迅还是妥协了。如今，母亲再次设计，鲁迅虽满腹牢骚，却也只得默默顺从。 就这样，在六月初六这一天，在母亲的精心安排下，鲁迅不情不愿地与朱安完婚。婚礼依旧按照旧式习俗举行。 鲁迅后来回忆道:＂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对这桩婚事，鲁迅从未有过什么期许，然而在母亲的逼迫下，他也只能黯然接受自己身不由己的命运。 新婚燕尔后不久，鲁迅就又启程去了日本。这一别，就是整整三年。 在异国他乡，鲁迅笔耕不辍，潜心研究文学，与家中书信往来，只字不提新婚妻子。那段时日里，鲁迅与朱安就像是两条渐行渐远的平行线，没有交集，亦无感情。这段勉强缔结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冷若冰霜。 1909年，鲁迅学成归国。再次见到朱安时，她依然是当年那个目不识丁的传统妇女，裹着小脚，拘谨而低眉顺眼。这种守旧的形象，与鲁迅崇尚的新思想格格不入。 但鲁迅仍未真正放弃努力，他尝试通过交流与相处，试图与朱安建立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然而，朱安的一些举动却令他深感无奈。 有一次，鲁迅提到自己在日本吃过的一种食物，朱安随口附和说也吃过。 这种食物当时尚未出现在中国，显然是她随意迎合之语。这样的“自作聪明”让鲁迅对两人之间的沟通愈发失望。他意识到，两人之间不仅是思想的隔阂，更是认知与格局的差距。 婚后，朱安始终没有生育子女，这使她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更加尴尬。尽管如此，她从未对自己的角色有任何质疑，始终以“鲁迅夫人”的身份自居，恪守“相夫教子”的旧观念。 1925年，鲁迅决定离开北京与许广平共同生活。朱安面对这一情况，并未尝试改变自己，而是通过公开场合下跪等方式，博得家族的同情，从而保住名分。 尽管如此，她的做法让鲁迅更加远离。为了维持表面的和谐，鲁迅对她经济上有所照顾，但两人从此完全分道扬镳。 鲁迅离开北京后，朱安一直生活在周家，照顾鲁迅的母亲，直到母亲去世。她的晚年生活安静而孤独。 她以“鲁迅夫人”的身份度过余生，但从未得到丈夫真正的关心与理解。1947年，朱安在孤寂中离世，结束了她这一生夹缝中的命运。 在这段婚姻里，鲁迅固然是旧式婚姻的受害者，但朱安何尝不是？ 名义上，她是鲁迅的妻子，却从未得到丈夫的一丝爱情。朱安曾几次当着鲁迅亲友的面发泄不满，鲁迅却兴趣寥寥，甚至懒得反驳。除了认命，朱安别无选择。 朱安与鲁迅的婚姻是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交织的悲剧，朱安的守旧思想与鲁迅的新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两人关系难以修复的根源。 朱安一生遵循封建礼教的规范，却始终未能理解丈夫的内心。鲁迅虽然始终供养她，但两人之间早已无感情可言。 这场婚姻，不仅是朱安的悲哀，也是封建社会对个体的压迫与束缚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