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 3 月，马步芳电台主任熊维邦收到两封绝密电报，未加审视便交与曾庆良。曾庆良目睹内容，顿时惊吓不已。 西宁，这座承载着悠久历史与厚重文化的城市，是马步芳统治的核心要地之一。城中的某个角落，一座看似普通的建筑矗立着，这里便是马步芳军队的电台所在地。 电台，在那个信息传递相对落后的时代，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枢纽。每一封电报的收发，都可能承载着重大的决策、机密的信息，它犹如一张无形的大网，将各方的动态紧密相连。 熊维邦，是马步芳电台的主任，他在工作上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能够维持电台的日常运转，确保信息的传递有条不紊。 然而，彼时刚结婚的他，心思并未完全聚焦在工作上。加之电台工作的繁重与人员的短缺，真正能顶班的人手寥寥无几，这使得他常常感到疲惫不堪。 长期的工作压力让他养成了一些不太好的习惯，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贪玩。对工作严谨性的偶尔疏忽，也为后来的事件埋下了伏笔。 那是一个看似平常的日子，阳光慵懒地透过窗户，洒在电台的设备上，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熊维邦如往常一样，在电台的办公室里忙碌地处理着一些日常事务。文件的翻阅声、笔尖在纸张上的书写声，交织成一曲单调的工作旋律。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手下的人神色匆匆地送来两封电报，电报上醒目地标注着 “绝密”“十万火急” 的字样。 熊维邦接过电报的瞬间，意识到这绝非寻常的信息。然而，此时的熊维邦，被新婚的琐事和工作的疲惫所困扰，他下意识地想到了让工作一向勤恳的报务员曾庆良为他代班。 然而，曾庆良看到电报后心下剧震，原来他并非一个普通的电报员，还是个俘虏。 1936 年 10 月，红四方面军踏上了西征的艰难征程，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与马步芳部展开了激烈战斗。 在这场残酷的激战中，曾庆良不幸被俘。然而，由于马家军当时急需报务人员，曾庆良等被俘人员便被安排到了马步芳的西宁电台工作。 在日常的工作中，曾庆良保持着谨慎与冷静，但实际一直寻找着回归红军队伍的机会。 这天，当熊维邦将那两封电报密码稿递到他手中时，他一如往常般平静地接过，熟练地准备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进行操作。 但当他的视线触及到电报上的内容时，心中猛地一惊，脸色瞬间大变。那电报上赫然写着的竟是关于追击红军西路军余部的紧急命令！ 短暂的惊愕之后，曾庆良佯装镇定地走向机台，准备发报。手指轻轻按在电钮上，发出了几声看似正常的操作声音，看似全神贯注地工作着，实则是在做样子给周围监视的人看。 就在周围人的注意力稍有分散之时，他趁着无人注意的瞬间，将电报密码稿悄悄地放回了熊维邦的办公桌上。 直到四天后，马步芳拨通了电务处的号码，质问电报为何没有回复。熊维邦此时才如梦初醒，他匆忙地站起身来，踉跄着跑回机房。 回到机房后，他手忙脚乱地在桌子上翻找着那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当他看到电报密码稿依然静静地躺在自己桌上，丝毫未动时，他的心中瞬间充满了恐惧和疑惑。 熊维邦立刻找来曾庆良询问情况。曾庆良只说是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所以没有发成功。熊维邦虽然心中有所怀疑，但他也知道曾庆良平时工作一向勤恳踏实，很少出现差错。 而且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他更害怕的是马步芳的严厉追查。一旦马步芳得知真相，自己必然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 或许是因为当时战事繁忙，马步芳无暇顾及此事的细节；又或许是他觉得已经有了与红军接火的情况，电报是否发出已经不再那么重要。 总之，马步芳竟然没有进一步追查此事。 而在另一边，祁连山中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并不知道他们刚刚在生死边缘擦肩而过。李先念等领导同志，肩负着沉重的责任，带领着战士们在困境中艰难前行。 曾庆良的这一勇敢举动，虽然在当时并没有被广泛知晓，但却在无形中为红军西路军余部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生存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