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这个词牌，作者用过两次。第一次是1925年春，是《沁园春。长沙》，作者

《沁园春》这个词牌，作者用过两次。第一次是1925年春，是《沁园春。长沙》，作者23岁；第二次是1936年2月，是《沁园春。雪》，作者当时43岁。 内容分别是——一、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二、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时作者身份。一、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24年国共合作后，在国民党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都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曾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政治周报》，主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 二、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结束长征。 这两首怎么样？如果比较地话，哪一首更好？ 各位可以自己看。 如果再想多比较一下。我再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苏轼的《沁园春。孤馆灯青》。其内容如下——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第二个例子，是辛弃疾的《沁园春。老子平生》老子平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况白头能几，定应独往，青云得意，见说长存。抖擞衣冠，怜渠无恙，合挂当年神武门。都如梦，算能争几许，鸡晓钟昏。此心无有新冤。况抱瓮年来自灌园。但凄凉顾影，频悲往事，殷勤对佛，欲问前因。却怕青山，也妨贤路，休斗尊前见在身。山中友，试高吟楚些，重与招魂。 民间有句话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现在我在这里放了四首，都是《沁园春》。大家可以比一比，毛诗两首，哪个更好一些。再把他们和宋代的苏轼和辛弃疾的，比一比，看是怎么回事儿。 评论诗歌，单独看，可能流于个人印象、好恶。而比较，也需要同类相比——比如《沁园春》，那就都是《沁园春》。先自己跟自己比，然后再和别人比。我这里之所以选取苏轼和辛弃疾，是因为在宋代，甚至直到现在，词还有一个婉约与豪放的区别。这两位都是豪放派，而依我的看法，毛词在风格上与这一类更为接近。 现在回头再说那个点评《沁园春。雪》的。 首先、我前边说过，这个的评价在总体上是有“碰瓷”的嫌疑的。说他碰瓷是因为他在评论中不讲风格而比较，不同类而比较，评价几乎完全是靠个人印象而缺少必要的证据。拿《水调歌头》中的句子和《沁园春》中的比较是不合适的。而更有意思的是，我怀疑他忘记了就是那个“大江东去……”在当时，也并不是大家公认的好，而是实际上被不少很厉害的词作家诟病批评的——在秦观和李清照那里，大江东去，还是近似于现代“野路子”的。 而至于末流、不入流的说法，那就干脆是“自说自话”了。 其次、那个评论是缺少“志”“事”的必要介绍和分析判断的，是缺少“知人论世”这个环节的。在一首流传很广的作品，缺少这些东西，就敢给结论，是有点太随意和太轻率了。 最后，是关于语言的解读。我还是不说了吧。 有碰瓷之嫌，太过随意轻率，不同类比较……这些硬伤一出来，反弹是必然的。 诗本无格。用一个套路去套用不同类的作品，自然套不上——就像秦观李清照之类用婉约的标准去衡量苏轼这一路的作品。这不是作品的错，而是批评者的狭隘偏执……造成的。你武当派的，要拿你家的规矩来看少林寺的罗汉拳，自然是人家不对。而实际不是人家罗汉拳不行，而是你少见多怪，罢了。 最后，再补充一点，毛词《沁园春》要严格地说，和苏祠辛词《沁园春》比较，也是不大合适的。因为作者——要真严格地说，作者依然不同类。 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