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时，一颗子弹突然射进了大会堂。他十分恼怒，下令十天破案，而当凶手被抓获后，周总理又为其求情。 1966年的某一天，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灯火通明，各国使节云集于此，参加一个重要的外交活动。周恩来总理将在会上阐述中国的外交立场和对世界和平的贡献。大家翘首以待，期待聆听这位杰出政治家的真知灼见。 就在周总理踌躇满志走上讲台的一刻，突然＂哗啦＂一声巨响，主席台后方的一扇玻璃应声而碎！人群中瞬时一片惊呼，有人甚至本能地伏倒在地。原来，一颗冷枪不偏不倚，正射中了身后的玻璃，在内墙上留下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弹孔。 危急关头，一名特工飞速冲上前，将周总理护在身后。他警觉地环顾四周，随时准备应对更多的威胁。而周总理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温和地拍了拍特工的肩膀，示意无碍，然后缓步走向讲台。 ＂各位来宾，非常抱歉，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请大家不要惊慌，这只是个偶然事件，我们一定会尽快查明原因，还各位一个交代。＂周总理沉着而坚定的话语，很快安抚了惶恐的人群。 枪击国家领导人，分明是赤裸裸的挑衅！周总理在会后立即召集公安部紧急商讨对策。他铁青着脸，语气严厉:＂这是对我国尊严的严重冒犯，我们必须在十天内破案，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公安部副部长于桑临危受命，带领刑侦专家火速成立专案组。他们在现场仔细勘查弹道痕迹，一致推断子弹来自大会堂外的马路上。于是排查周边可疑车辆，走访附近居民，成为破案的主要方向。 专案组的调查屡屡受挫。当时的中国，刑侦技术远不如今天发达，难以从有限的物证中找到决定性的突破口。 就在此时，一个细微的声音引起了注意。原来，专案组中一名普通警员陈建华，曾提出与专家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从弹道的角度看，子弹不大可能来自近距离的马路，更可能出自几百米外的高楼。然而，资历尚浅的陈建华并没有获得重视，他的意见很快被淹没在权威专家们的结论中。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周总理的十天＂最后通牒＂如同一把悬在专案组头上的利剑。一天，两天……转眼到了第五天，案件仍毫无进展。陈建华看在眼里，焦虑在心里。他知道，再这样耗下去，只会与真相渐行渐远。 这天夜里，陈建华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悄悄带领几个亲信，来到城郊的一处靶场。他们在这里竖起了一个简易的模型，模拟大会堂的受击情形，然后从不同角度向模型开枪。一次，两次……随着枪声轰鸣，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子弹射入模型的角度，与大会堂玻璃的弹孔惊人地吻合了！这一切，正印证了陈建华的判断——子弹的确来自数百米外的居民区！ 拥有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心，他马不停蹄地赶回专案组，向领导汇报自己的发现和实验过程。凭借陈建华提供的新线索，专案组决定兵分两路，一路在最初判断的街道继续排查，一路则转移到他提到的居民区展开地毯式搜索。时间已经不允许他们再走弯路了。 专案组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们在小陈建华提示的居民区内，找到了一位重要目击证人。这位老大爷向警察回忆，就在案发当天，他曾听到楼顶传来类似打猎的枪声，还看到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跑下楼。顺藤摸瓜，专案组很快锁定了这名可疑男子。令人吃惊的是，他竟然只是一名十六岁的中学生，名叫李迪民！ 经过审讯，李迪民交代了事情的经过。原来，这孩子平日就喜欢玩枪，那天他偷偷带着父亲的猎枪上楼顶＂狩猎＂。见一只小鸟飞过，他兴奋地瞄准射击，谁知失手打偏了，子弹飞出四百多米，击中了大会堂的玻璃。得知自己酿成了大祸，李迪民吓得魂飞魄散，慌不择路逃回了家。真相大白，案件终于告破。但对周恩来总理而言，这还远不是故事的终点。 按照常理，这名鲁莽的少年理应受到严惩，因为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重大治安案件。况且，他还＂袭击＂了国家领导人，这足以让他锒铛入狱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周总理在听取汇报后，并没有痛斥李迪民的过错，反而流露出宽容和理解。在随后的一次记者会上，周总理娓娓道来他的想法:＂这个孩子年纪尚小，虽然犯了错，但并非出于恶意。社会应该给予迷途的羔羊重新做人的机会。我决定特赦李迪民，希望他能引以为戒，重新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好公民。＂ 总理的话，让在场的记者们耳目一新。他们纷纷追问总理为何如此宽宏大量。周总理微微一笑，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对违法者严惩不贷，但对触法者，尤其是未成年人，则应该宽严相济。惩戒固然重要，但教育、感化更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遏制犯罪，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 事后，在周总理的推动下，公安部门迅速查缺补漏，制定出台了一部严格的《枪支管理法》。这部法律明确规定，公民非依法持有枪支，一律严惩不贷。它的实施，遏制了街头的暴力犯罪，极大地净化了社会治安环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有人说，从周总理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真正政治家的风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心怀天下，胸有全局。这份博大的胸怀，跨越时空，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追求公平正义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