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任达哉被捕，他不堪酷刑，交代了上级杨清，说杨清经常约他在保安路对面某茶馆见面。特务赶紧带人去找，就在他们转悠两天马路后，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保安路对面某茶馆将杨清抓到。 1948年，任达哉突然逮捕，他的身份是一名地下市委交通联络员，专责传递重要消息和文件。此时，他被带至敌方的审讯室，面对着残酷的审讯。 任达哉被囚禁在一个阴冷的房间内，敌人试图从他口中得知地下市委的位置和领导人的行踪。审讯者不惜使用酷刑，短短三个半小时内，任达哉身受重伤，锁骨断裂，遍体鳞伤，但他始终紧闭嘴唇，未发一声哼哼。面对这样的坚强意志，连审讯官李克昌也感到疲惫，他试图换一种方式，暂时停止暴力，坐下来抽烟喝茶，思考如何让任达哉开口。 李克昌在审讯中偶然发现任达哉有些面熟，他命令手下清洗任的脸部，这一清洗，不仅是字面上的洗净，更像是对过去的一种回溯。李克昌回忆起任达哉曾是他的情报通信员。这一发现让李克昌从办公室档案中找到了任达哉的登记表，揭开了任达哉过去的一段经历。 1939年，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中央南方局设在重庆，这是国民党的临时首都。为了促进合作，大量党员被要求兵卧倒，自谋职业。任达哉当时也是这样一名党员。他最初在印刷厂当排字工人，不久因手脚不够麻利而被辞退。为了生计，他在报纸上看到“3458”信情研究所的招聘广告，不顾一切报名参加，希望通过这份工作能养家糊口。不久，他成为了军统的社会情报搜集员，尽管在半年的时间里，他并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情报，也未曾泄露自己的党员身份。 1946年抗战胜利后，所有党员被召回重组。在这一过程中，任达哉并未完全坦白其间谍身份的经历，他认为这是为了生计，无关大局。但这一经历在他被捕后成为了敌人攻破他意志的突破口。 在审讯过程中，徐远举利用任达哉未曾坦白的军统工作经历，威胁要公开他的登记表，让他成为党内的叛徒。在绝望之下，任达哉屈服于压力，背叛了同志，交代了上级杨清并泄露了重要信息，从而导致了地下市委的崩溃。 1949年，杨清因任达哉的背叛被捕，并迅速被投入监狱。此时的杨清身负重伤，但他更担心的是隐藏在宿舍床下箱子中的党内文件和工人的入党申请书，这些文件若落入敌手，将给同志们带来无法估量的危险。 特务机构的陈远德利用了杨清的焦虑。他伪装出同情，接近杨清，希望从中获得利益。杨清在绝望中寄希望于陈远德的人性，将两封信托付给他，希望能将其安全送达。然而，陈远德并没有履行承诺，而是将信件内容泄露给了他的上司徐远举。 徐远举利用这份情报迅速行动，围捕了多名共产党员，并最终揭露了杨清的真实身份。这场行动导致了重庆市委的多名成员及相关工人的逮捕和牺牲。 杨清在监狱中倍感悔恨和痛苦，他曾试图自杀，却未能成功。1949年7月21日，他被公开枪杀。在赴刑场的路上，杨清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与此同时，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一次行动中被捕。他曾试图以普通员工的身份掩盖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最终未能逃脱特务的眼睛。刘国定和其他一些党的高层成员在逮捕后，面对严酷的刑讯和威胁，有的选择了合作，有的则坚持沉默。 《挺进报》作为中共在重庆的重要宣传工具，其被破获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连锁反应，对地下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1948年12月22日，李文祥是一名已经被捕并羁押了8个月的地下党员，在放风时突然走进了敌人的特务办公室，主动提出要坦白自己的情况。他的叛变行为使他自己从一个被监禁的革命者变成了敌人的工具，更直接导致了16名同志的被捕，其中6人惨遭杀害。 李文祥的背叛并非孤立事件，其后果远比当时预见的更为严重。根据当时的统计，由于《挺进报》事件的曝光，川东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共有133名党员被捕，55名烈士被杀。 此外，《挺进报》的大量散发行为在当时也被视为一种“左倾盲动主义”的表现。报纸不仅在街头随意张贴，甚至直接邮寄到了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手中。这种行为虽出自好意，旨在扩大影响力，但实际上却无意中给敌人提供了破坏党的组织的机会。很快，这一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度重视，紧急会议随之召开，要求在限定时间内必须破获此案。 由此可见，当时的地下党在城市工作方面的策略存在严重的问题。据刘德彬回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导致了地下工作的严重失败，许多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无法在当地继续开展活动，不少人被迫逃往重庆及其他地方避难。 这一事件背后的幕后推手之一是毛人凤，他自豪地将《挺进报》事件视为其主持保密局以来的最得意成就之一。他与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及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锟的紧密合作，使得中共重庆市委的破获成为可能。 最终，李文祥的命运也走到了尽头。1951年2月，他因其叛变行为而被判处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