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毛主席发现了一件怪事：在众多部委提交的文件中，唯独水利部的文件上反复出现的签字是副部长的，而正部长的名字却不见踪影。 （信息来源：【1】人民网《49年“门外汉”傅作义为何自荐共和国首任水利部长》【2】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傅作义：新中国第一任水利部长 任部长23年间坚持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傅作义，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民党将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立场，抗战时期，他积极促进国共合作，在蒋介石下达不抵抗政策时，仍然坚持抗日到底，他曾对蒋介石说:“日本已犯我疆土，我宁愿战死沙场。”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傅作义被调任北平防守，面对解放军的攻势，傅作义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和平起义，这一决定，为北平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 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傅作义“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掉你的”。在毛泽东看来，傅作义虽然有过错误，但“功大于过”。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被任命为水利部长，这一任命，既是基于他在绥远时期治水的经验，也是出于对他爱国立场的肯定。 然而，因为傅作义的国民党身份，他在水利部并不受待见，一些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同志对这位“投诚”的部长心存芥蒂，处处刁难，导致傅作义的工作难以开展。 问题很快被毛泽东发现，他专门约见傅作义，询问情况，得知实情后，毛泽东对傅作义给予鼓励和支持。 他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接着，当面问傅作义：“水利部文件批文怎么没有了你傅作义部长的名字？你在水利部当部长是不是有职无权？” 傅作义说，他工作忙，常外出，副部长批示也是一样的。 毛泽东听了没作声，后来，毛泽东同周恩来说了这一情况。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心下，傅作义安下心来，全身心投入到水利事业中。 作为水利部长，傅作义马不停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多次考察黄河，研究治理方案，面对“中国的忧患”，他深感责任重大，1950年，他与苏联专家一起，沿黄河中下游一路查勘，即使在酷暑难耐的条件下，仍然坚持工作。 淮河流域的水患问题，也是傅作义关注的重点，1950年，水利部召开会议，确定了治淮方针，傅作义亲自视察淮河上中下游，了解各地水利工程建设情况，慰问治淮工程的干部和民工，听取各方意见，在他的努力下，淮河的水患问题得到了有效缓解。 在傅作义的主持下，一大批水库工程相继建成，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位于河北的官厅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兴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傅作义亲自参与设计和建设，1954年，他不顾年事已高，跋涉新疆，视察了石河子、阿克苏等地的水利工程。 傅作义对水利事业的热爱，不仅体现在频繁的考察和调研，更体现在他身体力行、以身作则的工作作风上。 在三门峡工地，他冒着40度高温，连续工作，在治淮工程中，他和大家一起步行十几公里，前往施工现场，即使是在困难时期，他也从不搞特殊化，经常以干粮充饥，与大家同甘共苦。 繁重的工作，终于影响了傅作义的健康，1957年，他在山西考察时突发心脏病，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即便如此，只要一有机会，他还是会到工地现场去。 1962年，他到广东休养，但仍挂念工作，坚持视察当地的水利工程，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牵挂着国家的水利事业。 傅作义的一生，不仅是一个爱国将领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也是民主人士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缩影。 作为一个非党人士，傅作义与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傅作义十分关心和爱护，经常邀请他做客，询问他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周恩来夫妇更是对傅作义无微不至，在他生病时专门派人照料，送去新鲜水果和营养品。 傅作义对中国共产党也充满信任，他曾说:“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肝胆相照，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他还把毕生积蓄的上百万家财全部上缴国家，公私分明，两袖清风。 晚年，傅作义最大的心愿就是祖国的统一。他对台湾的亲朋好友十分牵挂，多次呼吁台湾与大陆和平统一，他说:“台湾是中国人，台湾和大陆是同胞兄弟，为什么不能一块来干?为什么不能一起来分享光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