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后的沈醉带着女儿去看望杜聿明，谁料，他女儿一见到杜聿明就嚷嚷着说“杜伯伯，你是最不听毛主席话的一个，顽固还投降。”沈醉尴尬，连忙就要去捂女儿的嘴。 （ 信息来源：凤凰历史 —— 1949年后杜聿明反省：我过去的确最不听毛主席的话 ） 1949年的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杜聿明将军率领的军队在陈官庄被解放军包围，最终全军覆没，杜聿明本人也被俘虏，成为了战犯。 对于这位昔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成为阶下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原本以为，自己会像被俘的共产党人那样，不投降便遭到杀害，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在战犯管理所，并没有人来逼问他“投不投降”，也没有受到严刑拷打。 更让杜聿明感到意外的是，管理所要求战犯写交代材料，不仅要交代反共罪行，就连做过的大事也要一一写出。杜聿明曾率部与日军殊死搏斗，取得了昆仑关大捷。 在他看来，这是“国民党做的”，没必要写进材料。可管理所的领导却告诉他，抗日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国民党抗日也是爱国行为，要他务必认真写清楚。 面对共产党人的这种态度，杜聿明不禁感慨：“想不到共产党人做事这么公正。”渐渐地，这位曾经“宁死不投降”的顽固分子，思想开始有了转变。 1959年，新中国迎来了成立10周年的纪念日，毛主席以此为契机，提议赦免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杜聿明有幸成为首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的杜聿明，与其他获释战犯一起在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工作，有一年夏天，同样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军统人员沈醉，带着分别多年的女儿沈美娟来看望杜聿明。 沈美娟在学校学过《毛主席选集》，一看到杜聿明这个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出现过的人物，便直率地说：“杜伯伯，你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他让你投降你不投降……”沈醉连忙阻止女儿继续说下去。 杜聿明却不怒反笑，对沈美娟说:“我过去的确是最不听毛主席的话了，可是现在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了。” 在获得特赦之前，杜聿明和其他战犯一样，都经历了在秦城农场的劳动改造，杜聿明主动请缨修理缝纫机，成为了一名劳动能手。 其他战犯也都积极参与劳动，李先洲废物利用，将草根、树叶、粪便等收集起来做肥料，被称为“积肥专家”，黄维虽然多病，但经常在农场里“一阵风”似的走动，被称为“神行太保”，牟中珩作为饲养员，把一群猪看得比宝贝还紧，成了名副其实的“猪保姆”。 在农场劳动的日子里，杜聿明和沈醉都负责种植葡萄。葡萄的种植需要细心呵护，从整池子浇水到修剪枝叶，从防治病虫害到保护果实，他们几乎成了名副其实的“果树专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了夏天，葡萄园里果实累累，一串串紫红的葡萄挂满枝头，看得人心花怒放，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却把辛勤培育的葡萄毁于一旦，望着满地的葡萄，杜聿明和沈醉心疼不已。 是什么让杜聿明这样一位顽固的国民党将领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除了共产党对他的宽大和照顾，包括周总理特批用黄金为其治病之外，劳动改造的经历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通过亲身参与劳动，杜聿明见证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和建设成就，深刻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毛主席对待国民党党、政、军人员的态度，也给杜聿明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49年10月，毛主席就谈到要包容一千万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使其都有出路，即便是对蒋介石，毛主席晚年也曾亲切地称其为“老朋友”。 1972年会见尼克松总统时，毛主席笑称自己与蒋介石“作朋友的时间比你们跟他作朋友的时间长得多”，1975年蒋介石去世，毛主席也多次提及此事，表达了对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深切关心。 杜聿明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变迁，他从一个顽固的国民党将领，到真心接受改造的战犯，再到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力量的政协委员，经历了思想的巨大转变。 这种转变，离不开共产党宽大为怀的政策，离不开劳动改造的洗礼，更离不开毛主席对国民党人员的包容和感化，杜聿明的故事，也生动诠释了毛主席“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伟大构想在实践中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