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年逾六旬的张爱玲拖着行李，在洛杉矶市内的汽车旅馆间不停搬家，只为了躲避虫子。 已经六十多岁的张爱玲在洛杉矶的汽车旅馆之间频繁搬家，只为了躲避虫子的困扰。她说自己被一种南美跳蚤叮咬，导致皮肤红肿，彻夜难眠。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虽然之后跳蚤问题得以解决，但她却始终担心身边有虫。医生认为这是她的心理问题，但这种咬啮性的烦恼却如影随形，即便她频繁搬家也难以摆脱。 张爱玲自幼生活在大上海的繁华与动荡之中，早早就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她的文学作品广受赞誉，尤其是《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更是让她在文坛上声名鹊起。 然而，她的生活却并不如她的作品那般浪漫与美好。特别是晚年，孤身一人漂泊在异国他乡，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烦恼和不安。 跳蚤事件不过是她晚年生活困扰的一个缩影。尽管搬家频繁，但她总是觉得身边有虫。 1989年，她的皮肤病终于痊愈，频繁搬家的日子暂时告一段落，她在一座条件不错的新公寓里定居下来。然而，好景不长，一位台湾女记者悄悄住到了她的隔壁，暗中观察她的行踪，翻检她的垃圾，并据此写了一篇《我的邻居张爱玲》，发表在台湾的报刊上。 这让张爱玲十分反感，她在朋友的帮助下立刻搬进了另一座公寓大楼，还小心地把信箱收件人改成了越南华侨的姓氏。 “她们为什么总是盯着我？”张爱玲无奈地对朋友说。 “别担心，我会帮你找个新地方。”朋友安慰道。 由于频繁搬家，张爱玲的信箱地址时常更换，很多寄给她的信件无法寄达，只好原路退回。后来，不断袭来的牙病、眼病让她疲于应付，就算信件到了她手里，她也经常无暇拆看。就这样，本来就喜欢“大隐隐于市”的张爱玲，与外界的联系更加稀少，她的晚年生活也显得越发神秘。 1994年，张爱玲获得了台北文学界颁发的特别成就奖。为了这次盛事，她专门拍摄了此生的最后一张照片。照片中，她头戴假发，面露微笑，手握一卷报纸，“主席金日成昨猝逝”的黑体大字倚在脸侧，颇为怪异。她还专门配上了一首小诗，调侃自己已被死神绑架，“随时可以撕票”。 1995年秋日的一天，张爱玲的房东女儿发现她已两三天没有露面，就打电话报了警。待警察到达公寓，打开门，发现她独自静卧在客厅里唯一的行军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 她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毯子，手脚自然平放着，头发很短，遗容安详。行军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机、落地灯、日光灯——在最后的日子里，她的皮肤病又一次复发，需要每天烤灯。另一侧地上堆放着一摞纸盒，纸盒前铺着地毯。 晚年的张爱玲已经习惯了因陋就简的写作环境，经常在纸盒搭成的“书桌”上写作。没有书籍，没有参考资料，倒是散落着不少报纸，有英文报，也有台湾寄来的联合报，还有几本翻烂了的侦探小说。 她喜欢将这些报纸铺展开来，摊在纸盒“书桌”上，寻找灵感。那些破旧的侦探小说，则是她在无数个不眠之夜的陪伴，书页上留有她用红蓝笔画出的圈圈点点，仿佛是在与书中的人物对话。 临终前，张爱玲把重要文件和随身物品装进一个手提包，又把包放在门前的桌子上。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凝聚了她对人生最后阶段的深思熟虑。 她在整理这些文件时，手指轻轻划过纸页，每一页上都记录着她一生的心血。她的眼神虽然略显疲惫，却透着一股不易察觉的坚定。她知道，这些文件不仅是她个人生活的记录，更是她文学成就的见证。 那些散落的报纸也被她仔细地摞在一起，放在纸盒的旁边。每一张报纸上，都有她曾经读过的痕迹，有些地方甚至还有她写下的批注。她常常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拿起一张报纸，静静地读上半晌，仿佛是在寻找某种久违的安慰。 她的手提包里，不仅装着她的重要文件，还有一些她最珍爱的个人物品。她把自己常用的钢笔、一本翻旧的日记本、几张珍贵的照片都小心翼翼地放进去。 每一样东西都承载着她的记忆，代表着她生命中某个重要的瞬间。她希望这些物品能够陪伴她走完最后的旅程，也希望它们能在她离开后，帮助她的朋友们更好地理解她的一生。 张爱玲在整理这些物品时，心中回荡着对过去岁月的无尽感慨。她曾经是那个站在文坛巅峰的天才作家，却在晚年过着如此简朴而孤寂的生活。 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故土的怀念，对那些曾经陪伴她的朋友和亲人的思念。但她深知，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无法再回到那个充满欢笑和泪水的时光。 她离世后，前来处理后事的警察在第一时间就拿到了她的全部资料，这也方便了她的朋友们遵照遗嘱办事。她的朋友们按照她的遗愿，不露遗容、不搞葬礼，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大海里。在她去世后，经她修改多年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正式出版，这部作品以文学的语言回顾了她的一生，成为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