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为何偏爱“舟”意象？解读其舟行诗的线性叙述中，隐含的地域环境因素 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各种要素相互影响，交通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带有地域色彩的交通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创作空间与视角。 行舟中，乘舟人随着舟船的漂流移动，接受周围山水风物的环绕转变与时空的不断发展变化，形成个性化的审美体验。 文学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它根植于地区之间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的差别。 孟浩然诗歌充满鲜明的地域色彩，如常见水、舟船意象、常见“泊”“泛”等动词、在诗题中点明“江上”“入峡”等创作地点，是地形与水文地理要素在诗歌中的反映，暗指着创作主体所在的地域环境为河湖纵横、水网密布的地域。 孟浩然一生大部分时间隐居襄阳地区，其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漫游山水和探访胜迹，他所游赏的吴越地区也同属水文条件丰富的南方。 相似的地域背景给孟浩然带来持续而深刻的审美熏陶与心灵慰藉，也给他笔下所作的诗歌注入了秀美山水的灵气。 孟浩然诗歌中的线性叙述结构，表现为遵循时间、空间的自然变化顺序来谋篇布局，这与交通方式的选择、地理环境的制约息息相关。在江河众多的水域之上，交通方式受到地理环境制约，进一步影响了文学创作的主体与空间。 江河湖海的自然地理位置相对固定，行舟的路线也是相对固定的。两者在地理位置上具有重合性，对行舟过程中展现的叙述结构也造成一定影响。唐代的经济与政治中心集中在北方，南方的交通建设尚未完备，交通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点。 人力无法超越地形地势的阻隔，来往交通依靠天然水道，形成区域纵横的交通航道，其为文人生活及文学创作积累了许多别开生面的素材，为文学创作增添了新鲜灵动的魅力。 孟浩然行舟游览，于江河湖海之上创作众多诗篇，它们洋溢着如南方水系般流动鲜活、清新淡远的风貌特点。 孟浩然诗歌线性叙述隐含的地域环境因素，表现为景观上的地域特点。水路的视野更加开阔，船随江河移动，两岸景色变换也是依自然发展的线性顺序移动，犹如徐徐打开一幅山水画卷，两岸掠过变化着的山水风物，自然景观依次呈现，如江树、涨潮、沙洲、猿猴、烟树等等。 如《早发渔浦潭》中记载，两岸有猿猴居住山林，到江边饮水，又有水獭爬到岸上捕食，将所捕的鱼陈列水边。 《经七里滩》中描述猿、鸟自由自在的灵动，江河两岸的动物沿水而居，悠然惬意，展现了七里滩上鸟兽生活的隐逸之趣。 社会人文景观表现为该地区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方式。孟浩然的诗歌在行舟中记录下该地区的地理特点，如《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点明了长沙地势低平，气候湿热，山林间流行传染病的地理特征。 行舟过程中，诗篇也记录了生活在江、湖两岸旁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 他重视航行经过的地点，记录下舟行的航线。如《经七里滩》中的三湘多泛指湘江流域及洞庭湖地区，新安指新安县，新安江流至建德入富春江，又至桐庐，称为桐庐江；桐庐往下数里至严陵濑，“兹湍路”则是指桐庐县至于潜县的水路。 在此展现的是吴越一带的水路航线。孟浩然漫游吴越，从湖南一带沿着钱塘江西上游玩，通过阅读孟诗路线，可印证当时的洞庭湖及吴越一带的水文地貌环境。 他还在舟行中反映地理位置、记录所经过的地点与行旅路线。如在《送张祥之房陵》其中说明了孟浩然家“涧南园”的地理位置，在汉江之南，临近涧流。“山河据形胜”，点明了所在地襄阳在南方的地形地势较高，江河从此而下。 《湖中旅泊寄阎九司户防》，提到了岭南地区的地理水文特点，《自浔阳泛舟经明海》提到浔阳地区的水文条件，诗人从水网纵横的浔阳出发，泛舟至彭蠡湖。 关于孟浩然行舟生活对途径地点的具体记载，可以得出其行旅路线及相关的地理特点，诗人沿汴河通往谯县，即今安徽谯县地区，需花费一日路程，为了解唐代地理与交通发展提供了生动的社会生活画面印证。 总结： 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而深刻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并非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辩证的。 地理环境，包括其独特的气候、丰富的水文条件以及迷人的景观，都在无形中塑造着文学的地域特色。同时，这些环境因素也为创作主体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使他们能够构建出具有地域色彩的文学空间。 在孟浩然游踪的线性叙述中，隐含着地域中各种江与湖相联系的水文路线。泛舟江河，由点至线，扩大了诗人对所在地域交通路线的了解，也开拓了诗人对周围地理空间与文学空间的探索，进一步加深了当地独有的地域文化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