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孟浩然诗被评价的“韵高而才短”，反观苏轼的诗歌理想 “韵高而才短”是苏轼给予

由孟浩然诗被评价的“韵高而才短”，反观苏轼的诗歌理想 “韵高而才短”是苏轼给予孟浩然的评价，是基于苏轼的文学观进行的评价，因此“韵高而才短”的评价并不能够完全成为对孟浩然诗歌的标准和论断，在历时的对比下，客观分析苏轼的“韵高而才短”，并在此过程中反观苏轼的诗歌理想。苏轼心中的“韵”长此以往，人们对“韵高而才短”的关注点多在“才短”上面，对于孟浩然的诗歌创作的短处大加批评,却往往忽视了“韵高”。而近来，为孟浩然“韵高”维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人们逐渐发现“韵高”对孟浩然诗歌的肯定价值，并逐渐为之大加赞赏。通过对苏轼的分析可以得出，“韵高”是苏轼对孟浩然的极高的赞誉。那么我们要通过分析苏轼对“韵”的理解来解析孟浩然的“韵高”究竟为何物。苏轼曾有一段在《书黄子思诗集后》的论述，其中苏轼既提到了“韵”也提到了“才”，是在同一时空下的同一评价体系之中对于“韵”与“才”的言说,能够最大限度说清楚苏轼对于“韵”与“才”的理解,从而可以窥视苏轼的审美标准。苏轼渗透了自己对于“韵”的解读。在这里所谓“韵”即“韵味”“诗韵”“余韵”，即苏轼对于诗歌的感知，也就是诗人个体的诗作风格，是读完诗歌升华出的想象世界，是依托于诗歌文本在读者头脑中构建出的心灵空间。这不仅需要读者在文字韵律中“思”与“品”，还要求读者进一步实现主观生命与客观自然的相互交融，这里所说的“韵”是一种深藏的意义，一种悠远感，一种弥散般的艺术空间。因此，仅就陈师道在《后山诗话》提及苏轼对孟浩然的点评中所提的“韵味高亢”来看，正是苏轼对孟浩然诗作风貌之极致认可，从孟浩然诗作中贵气澄清、意境淡远的特质及朴素自然的创作手法可以窥见这确是至高无上的褒奖。由此可以看出苏轼对孟浩然的诗风持有正面评价,“韵”也即肯定了孟浩然的诗歌创作,因此后世学者不能仅着眼于“才”的短处,也要看到“韵”的长处。将王维——这位也属于盛唐时期著名的自然风光诗作家与孟浩然相较之下，我们不难发现王维在创作领域的挑选比孟浩然更为广泛和多元化。王维在政坛浮沉多年，经历过安史之乱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拥有较为深厚的人生体验。他的诗作不只反映了身处纷扰公务中的官员渴望归隐自然、寻求内心宁静的愿望，更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宁静恬适的境界。相反，孟浩然的诗篇仅仅描绘了他作为一名普通百姓在自然田野与山川间的悠闲快乐及与自然景象的和谐共生，却欠缺了对宗教意蕴的深入思考与阐释。同时，身为佛教信徒的王维在他的诗中频繁融入佛教禅理，其哲学性思辩显然要比孟浩然更为浓郁。我们根据搜集到的材料简单概括孟浩然的生平经历：他的一生只活了五十多岁，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襄阳鹿门山过着自己的田园布衣生活，其间也有短暂的出游。先天元年（712年）开始在长江流域游荆楚、吴越，广结名流以求干谒机会，后上京应考并在张九龄幕府任幕僚，后无果于开元十七年（729年）离开长安开始隐居生活。官场生活的缺失必然使孟浩然的生活阅历相对较少，从而在诗歌写作中的材料与内容也相对单薄，这也可能就是上述提到的写作题材狭窄的原因之一。孟浩然长居于质朴而季节分明的村野之中，虽得以远离官场纷争与尘嚣俗世，维护了其作为诗人的艺术悟性和心灵纯净。然而，这般生活背景与阅历亦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他的创作视野及深厚体验，此种限制在其诗作中有所显现，正是苏轼基于此点提出了批评看法。对于仕途，孟浩然也不是完全的置之不理，《古诗今选》《诗选》和《新唐书》对他四十岁的入京科举均有记载，可见他在仕与隐选择上有一定的矛盾与苦闷。叶嘉莹先生曾针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人的本能，当生命走向下坡的时候，忽然间一反省，觉得自己怎么一事无成？二是因为家贫亲老，历史上曾经记载孟浩然“慈亲羸老”，“慈亲”就是母亲，“羸”是病弱，而且衰老。而且孟浩然长期田园退隐，家里并不富裕。但总的来看，孟浩然本身的性格就是旷达不羁，专注自我，不愿受俗世纷扰。总结：在苏轼的评价中也包含了其自身主观性的因素，不仅反映了苏轼自身对于“才”的追求，也反映了宋人诗美“以才为诗”的倾向性。苏轼的“韵高而才短”十分中肯精辟，切中要害，可见苏轼有与诗歌审美一语中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