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正史一般以纪传体、编年体的体例，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像《史记》《三国志》等，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顺序编写，如《左传》《资治通鉴》等，但总的来说大部分史书都采用纪传体而不是编年体的形式，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古代史官工作是很不容易的，编年体写起来就更麻烦了。

首先，编年史，你得把时间精准到年吧？

但是在我们古代，能具体到年的事儿不多。

编年体史书，需要准确记录时间，而漫长的农业社会，人们对“时间”的认识来源于天象和生产经验，比如“鸡叫头遍，该起床了”“霜降前干完活”“一袋烟的功夫”等等，农业社会没有机械，无法制造机械表，闹钟这类东西，这是生产力导致的。

所以历史上有大量的名人生年不详，卒年不详，甚至生卒年都不详。

不像是现在编写年鉴，给各部门发个通知，然后各种具体到几点几分的详细记录就都来了。

我们古代哪有那个条件哦，都是对着一堆烤竹片和不知道倒了几手、很可能还互相矛盾的后世记载研究分析。

比如这片竹子记载了某某人曾在湖北读书，那片竹子显示他在山东就业，时间不知道，那你怎么编史书？

编年体的话，你准备把这两件事放在哪里？但是纪传体就简单多了——“初，游学荆楚，无所成，乃就食鲁地。”这不就解决了。

第二，编年体，首先得有自己的年号吧？

那问题来了，如果年号不统一又该怎么办？

比如公元240年（那会儿没有公元），你准备用正始元年（魏）、延熙三年（蜀），还是赤乌三年（吴）？谁是正统？纪传体就可以避开这个麻烦。

在蜀国我就是蜀国年号，在魏国我就是魏国年号，非常灵活。

第三，纪传体素材更好找。

大人物嘛，人家搞不好自己家里就有传记，实在不行还有墓志铭、回忆录，比比皆是，甚至粘贴过来直接就能用。

太史公当年和夏无且的朋友、张良的孙子谈笑风生，问问你朋友/爷爷的事迹还不是手到擒来。

你写编年体，抱歉，自己苦哈哈去整理吧。

第四，纪传体更方便各执一词的记载。

譬如沈约声称，沈田子以数百人击败姚泓数万大军的神话，但别人说不对，他至少带上万人，而且姚泓也没那么多部队。

你怎么办？难道先写上“数百人”，然后加个括号，备注:一说过万人？是不是显得很不严谨。

纪传体大家都很宽容，反正默认了你会褒奖传主，前后矛盾也没有人批评。

所以如果你翻开《资治通鉴》等编年体史书，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不乏纪传体式描述。

往往编年的作用只是拉出一条大纲，而大纲涉及到的人，还是继续用分段纪传的方式来描写，比如《周书·安王五年》，你就完全可以视作《吴起传》节选。

而编年体，看着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录历史事件，好像很好很合理。但有几个致命缺陷：

第一，事件前后缺乏完整性和连贯性。

一年内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事，完全有可能天南海北风马牛不相及，但都被放到一起来记载，你就说你怎么看吧。

还有，一件大事，完全有可能跨度数年，甚至十数年。你就说你容不容易看到后面，前面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呢？而且，会记载的很突兀。

比如300年发生一件事，303年有转折，306年完结。

史官记载：300年事件发生，刚吊起读者胃口，突然就没下文了；过了3年，该事件又被提起，正激烈着，又没了；最后再过3年，读者正看别的事起劲，突然给6年前的事，来个结尾这叫什么事嘛。

第二，编年体最大的缺点，只能记录唯一的答案。

很多历史事件，不要说后来的史官们了，就连同时代的人，可能都不甚清楚，而编年体是按时间顺序记载，就必须要求只能采纳唯一的说法。

《左传》和《资治通鉴》是两本最出名的编年体史书。前者是以鲁国君主为时间线，主要记录春秋时期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之间的事；后者续前者，记录了前403年-959年之间的人和事。

这两本书，都是缺失了很多人物和事件的，尤其是后者，更多是以教育意义为主，而纪传体就很好的规避了这些缺点。

再可能太史公在史学界的江湖地位太高太高，后来的人自然不便去更改这一写书的形式吧。

另外，中国官修史书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以记录和评述古人的方式实现政教目的（司马迁不完全是，他有一定的“子书”特点，想表达自己的看法）。

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史书的重点在于人，而不是事。它是给官吏和百姓的一套垂范与训诫，和表旌孝子、感动中国差不多。

而且纪传体有年表、月表，可以还原成编年体。荀悦就是根据《汉书》，只花了三年时间作成了编年体的《汉纪》。《汉书》本身做了多久呢，班家前前后后两代三人前仆后继，七八十年还没弄利索。

反过来，编年体写成纪传体很难，需要条分缕析，彼此映衬。你想一下，根据你班的班级日志，从中选取三个人，事件彼此尽量不重复，但又有呼应，能够梳理出全班的故事，这是不是很有难度？

所以纪传体写得好的几乎都是司马迁、班固、沈约、姚察、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名家，稍微差一些的都容易稀里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