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酒店值班，一个三十多岁的美女来开房。我觉得她有点不对劲，就用备用房卡开了她的房间。发生在我面前的事情真的让我很惊讶。 门推开一条缝，房间里没开大灯，只有床头一盏小灯昏黄地亮着。她没坐在地上哭，也没撕照片，而是端端正正坐在书桌前，面前摊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正拿着钢笔一笔一划地写着什么。台灯的光晕照着她的侧脸，还能看见没干的泪痕，但表情异常平静。听见动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惊讶，也没生气，只是很轻地说：“门没锁严吗？不好意思，我写点东西，很快就好。” 我僵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她反而笑了笑，放下笔，“进来吧，正好，我也需要个见证人。”我鬼使神差地走进去，瞥见笔记本上工整的字迹，抬头写着“离婚协议书（补充条款）”。 她合上本子，从那个名牌包里，不是拿出化妆品，而是掏出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是各种票据、房产证复印件，还有几张银行流水单。“八年婚姻，感情没了，账得算清。”她声音还是有点哑，但条理清晰，“这是共同财产的证据，这是他转移资产的流水……我咨询过律师了。”她指了指笔记本，“刚才在写的，是我对孩子探视权的具体诉求，一周几次，假期怎么分，写得越细越好。” 我愣住了，这和我预想的崩溃场面完全不同。她深吸一口气，看着窗外城市的灯火：“刚才上来那会儿，是真觉得天塌了，想躲起来再也不见人。可坐在房间里，看着结婚时他送的这个包，”她拍了拍手边的包，“突然就觉得没意思。为不爱自己的人毁了自己，太蠢了。” 她站起来，把文件袋和笔记本仔细收好。“谢谢你开门，”她对我点点头，“不然我可能还要自己闷头哭很久。现在不了，我有好多事要做。”她拿起手机，看了看时间，“明早九点，约了律师。今晚得睡好。” 我退出房间，帮她轻轻带上门。走廊地毯很软，听不见任何脚步声。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心里那点担忧，慢慢变成了别的什么。 后来她退房时，换了一身利落的西装裤装，眼圈还有点肿，但背挺得笔直。经过前台时，她对我笑了笑，不是客套那种，是真的很轻很亮的一个笑。 那晚之后，我偶尔还会想起她坐在灯下写字的模样。原来人最崩溃的时候，不一定是一地狼藉，也可能是擦干眼泪，开始一笔一划，为自己争取往后的每一分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