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一天，杜月笙的四姨太姚玉兰外出和朋友打桥牌时，突然感觉浑身燥热，心慌不止，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也便没有了打牌的心思，急忙告别回了家。 牌桌上的筹码还没来得及收拢，姚玉兰抓起手袋就往外走。 司机看她脸色发白，踩油门的脚都带了颤。 香港的午后总透着股潮湿的闷，可她心里像揣了块冰，凉得发慌。 这年头像这样心神不宁的日子，自打从上海搬来香港，就没断过。 推开家门时，客厅的挂钟正指向三点一刻。 往常这个时间，小儿子维嵩该在书房练书法，今天却静悄悄的。 佣人阿香端着水杯从楼上下来，看见她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手指僵僵地指向二楼。 姚玉兰一步跨三个台阶，推开儿子房门的瞬间，腿肚子突然软了。 维嵩蜷缩在床边，脸色白得像张纸。 床头柜上散落着个玻璃瓶，标签被手指摩挲得发毛是上海产的"速可眠"，上个月带他去看神经衰弱时医生开的。 姚玉兰的手刚碰到儿子胳膊，整个人就跌坐在地上，那冰凉的体温比香港的海风还刺骨。 家庭医生赶来时，药瓶底还剩三粒白色药片。 "过量了，"老医生摘下眼镜叹气，"送医院也来不及了。 "姚玉兰这才看见儿子枕头下的纸条，铅笔字歪歪扭扭："爸爸说做人要有骨气，可他们说我是欠账的小赤佬。 "墨迹在"小赤佬"三个字上洇成了黑团。 这事要从中午的理发店说起。 维嵩揣着十块港币去南京东路的王记理发，店主老王头扯着嗓子喊："杜月笙的儿子就想赖账？"围观的人跟着起哄，有人往他新理的头发上扔菜叶。 佣人阿福送钱来时，那沓港币被扔在地上踩了好几脚。 维嵩回家时，书包上还沾着鞋印。 我觉得这事不能全怪孩子。 杜月笙活着时总说"宁愿站着死"，可他没教过孩子怎么弯腰。 从上海的华格臬路到香港的坚尼地台，维嵩住的房子越换越小，身边跟着的佣人却从没少过。 14岁的少年，连买东西要排队都不知道，突然被人指着鼻子骂"资本家崽子"，哪扛得住这样的羞辱。 后来听香港的老邻居说，维嵩出殡那天，姚玉兰把自己锁在房里，对着杜月笙的照片哭："你教他宁折不弯，可这世道容不得钢筋性子啊。 "照片里的杜月笙穿着长衫，嘴角叼着雪茄，还是当年上海滩那个说一不二的杜先生。 只是他不会知道，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最后会因为几句骂人的话，把药瓶底的药片全倒进了嘴里。 床头柜上的速可眠瓶子后来被姚玉兰收进了樟木箱。 去年整理旧物时，我在香港历史档案馆看到这份卷宗，那瓶子标签上的指痕还清晰可见。 倒是王记理发店的老王头，1972年接受采访时说："那天要是知道他会寻死，我说什么也不会骂那么狠。 "只是这话，维嵩再也听不见了。 现在的孩子或许很难理解，几句嘲讽怎么会要了人命。 可1965年的那个春天，对于一个从小活在"杜公馆少爷"光环里的少年来说，当路人的唾沫星子砸在脸上时，他能抓住的，只有药瓶里那几片能让世界安静的白色药片。 这世上最残忍的，莫过于让温室里的花，突然暴露在暴风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