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被称为“长沙之虎”的薛岳，白崇禧在李宗仁、一些亲信面前曾发表这样的看法： “薛岳这个人，刚而无柔，猛而无智，只能打顺风仗，难成大事。” "薛岳徒有虚名，他的那些胜仗，有一半是吹出来的。" “薛岳最大的问题是把死守当美德，把牺牲当荣耀。” 白崇禧对薛岳的评价，多少带有一些派系偏见和个人恩怨，但是不可否认，正是这种持续数十年的对立视角，让我们得以看见一个更真实的薛岳——他不是完美战神，但也绝不是白崇禧口中纯粹的“莽夫”，简而言之，“老虎仔”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同样鲜明且致命的人。 白崇禧与薛岳在战略上产生严重分歧，始于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 彼时日军十万大军三路合围，蒋介石采纳白崇禧“以空间换时间，保全实力”的主张，连番下令放弃长沙。白崇禧更是亲赴渌口督战，以“长江以南地区有失，责有攸归”相逼，认定日军意在围歼第九战区主力，死守长沙无异于自投罗网。 但薛岳骨子里的“霸蛮”气此时尽显，他拍案怒斥：“你对此地地图及战略根本没有深入研究，枉读兵书，只是一知半解！”说完，立下誓言“胜则国家幸，败则我薛岳自杀以谢天下”。 这位保定军校出身的将领，早已将湘北地形烂熟于心，浏阳河、捞刀河的天然口袋，新墙河至长沙的层层防线，都成为他反驳白崇禧的底气。 战役终了，日军溃退120公里，伤亡四万余人，薛岳用战果印证了自己的判断，也让白崇禧的“无谋”之论暂时失语。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辉煌，是薛岳军事生涯的最高峰。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后大举南犯，薛岳祭出精心打磨的“天炉战法”，以伏击、诱击、侧击诸般手段逐次消耗敌军，最终在捞刀河与浏阳河间完成合围。 此战毙伤日军5.6万余人，成为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初期的唯一决定性胜利，英国《泰晤士报》盛赞“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罗斯福总统亲授独立勋章，蒋介石颁发青天白日勋章，这些荣誉都像是对于白崇禧“薛岳根本就不会打仗”的公开驳斥。 但白崇禧仍在私下坚持己见，认为“薛岳把攻击之兵器当防御使用，实为重大失误”，并指示桂系媒体淡化其功绩，仅以“稍纵即逝”四字评价。这种固执的否定，既源于两人战略理念的根本冲突——白崇禧信奉“弹性防御”，薛岳坚守“守土有责”，更暗含派系之争的暗流。 抗战期间，薛岳不仅勇猛善战，更兼具治理之才，主政湖南期间推行“安、便、足”六政建设，兴修水利、创办医院、整顿粮政，为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后方基础。 他记忆力惊人，战前必闭门静思地图，对战场一山一水了如指掌，“天炉战法”的创立更是将地形优势与战术智慧完美结合。 粟裕曾评价他“用兵机敏果断，是一员干将”，这与白崇禧的片面之词形成鲜明对比。在民族危亡之际，薛岳“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的决绝，以及率部在三次长沙会战中歼敌累计超十万的战绩，足以让“抗日名将”的称号名垂青史。 然而白崇禧的评价并非全然偏见，薛岳性格中的刚愎自用与刻舟求剑，后来在长衡会战中也是暴露无遗。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集结36万大军直指湘桂，兵力规模远超以往任何一次长沙会战。白崇禧敏锐察觉到战局变化，提出“将主战场移至广西黄沙河”的建议，比喻“橡皮带拉得愈长愈薄弱，超过极限必断”。 但薛岳被前三次胜利冲昏头脑，固执认为“雨季地利不利于敌机械化部队”，既无视军令部雪片般的敌情通报，也拒绝赵子立等部下的劝谏，坚持在长沙重演“天炉战法”。 更有传言称，他反对退守广西，暗指白崇禧“想保家乡”，派系之见蒙蔽了战略眼光。结果日军改变战术，以重兵两翼包抄，仅用四天便攻破长沙，薛岳的嫡系第四军伤亡殆尽，他本人被迫一路南撤，从朱亭到耒阳再到郴州，昔日“战神”沦为战场配角。 白崇禧闻讯痛斥“薛岳只会横冲直撞，根本不懂军事指挥艺术”，此番评价虽带情绪，却精准点出了薛岳刻舟求剑的致命缺陷。 解放战争时期，两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薛岳的性格短板愈发凸显。 1949年底，白崇禧率桂系军队欲逃往越南，却遭薛岳拒绝援手，后者以“雷州半岛也守不住，海南自顾不暇”冷淡回应，气得白崇禧怒斥“薛岳坑杀我也”。 这场冲突的背后，是薛岳“粤人治粤”的派系执念，也是他缺乏战略全局观的体现。而他在淮海战役等战役中的表现，也印证了白崇禧“刚而无柔，猛而无智，只能打顺风仗”的判断——当战场形势不再利于他擅长的阵地战与包围战，其指挥的僵化与固执便暴露无遗。 关于薛岳的“勇”与“谋”，老黑以为，争议的焦点从来不在于他是否“勇”，而在于他的“谋”是否足以匹配其“勇”，在于他的“刚”是否越过了坚守原则与固执己见的边界。 晚年，薛岳因为性格原因，境遇并不好。 对于自己“认死理”的脾气，他曾对侄子坦言：“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不会转弯。长沙大捷后，我太执着于给士兵和老百姓争好处，忘了跟委员长低头；也太看重部队里的人心，忘了'功高震主'的道理。” 他的侄子薛维忠说：“大伯脾气倔强，不懂圆融，这点也是我们家的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