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延安的那个午后，蜜月未满的余家英正凝视着熟睡的丈夫陈宝琦，掌心还攥着他送的怀表，表壳内侧“等待胜利”四个字温热清晰， 这枚黄铜怀表不是什么名贵物件，表链都磨出了浅痕，却是陈宝琦最珍视的念想——他的父亲是北平城里的爱国教员，1937年日军侵占北平后，因为拒绝给侵略者站台，被宪兵队带走，再也没能回来。临终前，老人把这枚伴随自己教书半生的怀表塞给儿子，只说了一句“莫忘家国”。陈宝琦揣着怀表一路南下，从北平到西安，再徒步穿越封锁线抵达延安，每一步都踩着烽火，每一夜都枕着思念。在抗大的课堂上，他结识了负责文书工作的余家英，这个扎着麻花辫、写字时总皱着眉头的姑娘，把伤员的病历整理得一丝不苟，把宣传标语写得笔力遒劲，让他在颠沛流离中看到了安稳的希望。 他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红烛，没有喜宴，战友们凑了半袋小米、几双布鞋，在窑洞外的枣树下，由教导员证婚，就算成了亲。新婚之夜，陈宝琦把怀表递给余家英，用小刀在表壳内侧刻下“等待胜利”，指尖划过她的手背：“等把小鬼子赶出去，我带你回北平，看故宫的雪，吃前门的糖葫芦。”余家英当时没说话，只是把怀表贴在胸口，听着表针滴答，像听着两人共同的心跳。她知道，丈夫说的胜利，不只是他们小家庭的团圆，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安宁——就像延安城里每一盏深夜亮着的油灯，不是为了照亮自己，而是为了刺破黑暗。 陈宝琦是抗大的军事教员，白天给学员们讲战术、练射击，晚上就着煤油灯写教材，常常熬到后半夜。余家英心疼他，每天清晨都会把掺了小米的粥熬得稠稠的，把他磨破的袖口缝了又缝。有一次，陈宝琦带领学员进行野外拉练，遭遇了日军的小股侦察队，双方在山坳里激战了半天。消息传回延安时，余家英正在整理伤员名单，手指突然僵硬，手里的钢笔掉在纸上，晕开一片墨迹。她强忍着眼泪，把名单整理完，才跑到村口的大槐树下等，从日出等到日落，直到看到陈宝琦带着学员们平安归来，军装沾满尘土，胳膊上还缠着绷带，她才扑过去，死死攥着他的手，眼泪再也忍不住。 “哭啥，我这不是好好的？”陈宝琦笑着擦去她的眼泪，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捡来的野果，“给你留的，甜着呢。”余家英咬了一口，酸中带甜，眼泪却流得更凶。她知道，在这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每一次分别都可能是永别，每一次重逢都值得感恩。这枚怀表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丈夫外出执行任务时，她就把怀表放在枕边，听着表针的声音，仿佛丈夫就在身边；遇到困难时，她就摩挲着“等待胜利”四个字，告诉自己不能放弃——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都在为这个目标奋斗，她没有理由退缩。 1939年的延安，物资匮乏，条件艰苦，却处处充满着希望和力量。余家英和陈宝琦的爱情，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在烽火岁月中愈发坚定；没有海誓山盟的誓言，却用“等待胜利”的约定，书写着最动人的家国情怀。他们知道，个人的幸福与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只有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才有真正的岁月静好。这枚小小的怀表，不仅承载着一对夫妻的思念，更见证着一代中国人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抗争，在黑暗中执着追求光明的信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