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鄂西会战，国军营长马千毅率部在峡谷迎面猝遇日军，他先敌抢占高地，发现凹地里趴着一群鬼子，他想让敌人无处可藏，迅即调上迫击炮。 马士弘这个人，不说可能没几个人记得了，说了，也许还有人一时反应不过来。 他就是国军营长马千毅，四川忠县人，黄埔十一期出来的，后来一直在前线跑。 整整八年，没怎么离开过火线。 他出生那年，清朝刚散。家里穷，地少，兄弟姐妹不少，父亲倒是有点文化，在地方上当过官，人却挺严厉。教育孩子，一口一个“要对得起良心”，说白了就是做人别滑头。这句话，听起来没什么稀奇，可那时候很多人是把它当成命根子来守的。 念书念到北平，后来日本人打过来了，整个北方的天就像塌了一半。学生街上有的在贴标语，有的跑去募捐，还有的干脆不读了，拿了棍子上山。他听说黄埔军校来招生，没多想，报了名。那年他二十三，书是读不下去了，枪倒成了唯一的选择。 进了黄埔，过了几个月新兵生活，他发现自己原先那个念书人的想法，全被打碎了。 讲课时不讲孔孟，讲怎么带兵冲锋。教官拿着棍子戳黑板，说：“你们谁要是胆小，一枪打来，你先趴下，那你就等着给人抬担架。”底下人不笑，一个个绷着脸。 那年头，谁都知道上战场不是拍电影，是真能掉脑袋。 1937年，他从军校一毕业，就被编入第十五集团军。还没来得及喘气，淞沪那边就打响了。他带兵打头阵，刚到前线几天，敌人就压了上来。那一仗打得凶，刀对刀，枪贴枪，喊声跟雷一样。他所在的团有一千七百人，最后活下来的不到三十。别说名字，连面孔都认不全了。 炮火把地形都翻了个遍，人踩着人的尸体往前冲。他说过，那仗打完，整个人像从死人堆里拱出来。 之后几年的日子，其实也没好到哪去。他跟着部队转战，武汉、宜昌、常德、石牌，这几个地方都留过他的脚印。有时候刚打完一仗，饭还没吃完，就得赶路去下一处。 衣服常年湿着，枪有时候都是烘干了再用。 石牌保卫战那回，他站在阵地上指挥，鬼子的子弹飞得低，一颗贴着他头皮擦过去。他偏头避开，还是被刮出一条口子。旁边的兵吓得喊他赶紧躲下，他伸手一摸，满手是血。但那时候哪顾得上疼，拿块布缠了头就继续指挥。他那个疤，一直留在额角，几十年都没退。 再后来，是常德会战。他腿是在那次弄伤的。敌人的炮打在山岩上，炸起的石头跟拳头一样大。他没来得及躲，一块飞石正砸在他小腿上，骨头断了。那阵子路不好走，担架扛着他一程一程挪。后来伤虽好了，腿却落下毛病，一高一低，走起路来总有点歪。 可就是这样，他还是在部队带兵，一带就是几年。有人说，打仗的不是将军，是兵；可要是兵没个头，也撑不住阵地。他也没多讲道理，只说：死的人太多，活下来的是替他们看门的。 有一回他们追敌人，走到一个地方，寺庙里起了火。 烟大得呛人，还能听见里面有哭声。他让人撞门进去，一看，几百个妇女被锁在里头，鬼子浇了汽油要点火烧人。 士兵们赶紧灭火，女人们却全缩在墙角，没人敢动。 他搬了张破凳子站上去，扯着嗓子喊：“我们是自己人，快出来！”好一会儿，才有女人挪了两步，接着就全哭了。他们那次救出五百多人。这事后来有人写进地方志，也有记者采访，可他不爱多说。他只提一句：“人是救下来了，命算没白拼。” 他见得多，也忍得多。有的村子，进去时连鸡叫都听不到。炊烟没了，锅也被敲碎。老人倒在地上，孩子在井边哭。有一家，女人病着，丈夫出门，鬼子闯进屋，那女人后来被害死，丈夫回来后用砍刀拼了一个鬼子，结果被吊树上烧。 听他讲这些，声音不高，却让人脊背发凉。他没说狠话，语气很淡，但听者心里不淡。 1956年，他被请去东北出庭作证。法庭上他没绕弯子，站出来就说：“你们杀了五百二十一人。”那天全场鸦雀无声，连翻译都迟了一拍。那不是讲稿，是一口一句从他心里掏出来的。他不是为报仇，是为让这些事有个说法。 他老了之后，在成都安了家，退休时还做了些地方工作。有时地方志办找他聊过往，他就慢慢说，不快，也不激动。他讲那些年的事，不带表情，就像在说别人家的事。但每次说完，他都会点根烟，坐着不动。那种沉默，比语言更重。 2016年，他去世，105岁。 走的时候，身边很安静。他留下的，不是什么将军风采，而是一个士兵活过战争的证明。 说到底，他不是传奇人物，就是一个在枪火里活下来的人。 那些死去的、被烧掉的、被埋进坑里的，他全记得。而这些记忆，不是写在纸上，是刻在骨头里的。 有一次他提到那次救人的寺庙。 他说，火扑灭后，门口的灰还在飘，女人们一个个赤着脚站出来，头发乱，脸上都是灰。他喊哑了嗓子，一直站着，等最后一个人走出来才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