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军机处大臣变成了6个，大臣们都慌了，因为，从军机处设立开始，只要大臣人数满了6人，必有一人会倒霉，这次要出事是谁呢？ 1882年，在隆宗门内的军机处值房里，到处是一股阴森森的感觉。 翁同龢攥着圣旨的手有点抖，他刚被补进军机处，旁边的潘祖荫更兴奋，对着满屋子老臣拱手。 “往后还望诸位大人提携。” 可回应他的，只有首席军机大臣宝鋆别过脸的沉默，和角落里军机章京憋回去的嘀咕：“又要应那‘满六必损’的老话了。” 要懂光绪朝的慌，得先回到雍正七年的西北战场。 准噶尔部的战报雪片似的飞来，内阁处理得慢，雍正帝烦得摔了茶杯，在隆宗门里搭起“军需房”，后来改叫“军机处”。 首批入职的6个人，全是朝堂的顶梁柱。 怡亲王胤祥、张廷玉、鄂尔泰，还有户部尚书蒋廷锡等重臣。 雍正想着“人多好办事”，可这“群星荟萃”倒成了悲剧的开头。 胤祥是雍正最亲的弟弟，把军机处当成了家。 除夕夜，别人都回家，就他一个人熬夜处理军报。 长期熬下来，44岁就病逝了。 雍正去祭奠时，看着案头堆得小山似的未批奏折，哭着说：“朕失一臂。” 鄂尔泰活着时权倾朝野，死后家族被清算，门生故吏全被揪出来问罪，一辈子攒下的功业成了泡影。 张廷玉更委屈。 康熙让他草拟谕旨，雍正临终前留遗诏让他配享太庙，可到了乾隆朝，皇帝偏要刁难，连“配享”的资格都差点剥夺。 乾隆说得好听：“本朝无名臣，亦无奸臣，乾纲独断而已。” 军机大臣不过是皇权的工具，6人的编制看着平衡，其实是给皇帝留了“弃子”的空间。 到了同治年间，恭亲王奕䜣当领班军机大臣，他太懂这里面的门道了。 值房里始终只摆5张椅子，多一张都不行。 有次户部尚书递奏折，想推荐自己的亲信进军机处，奕䜣连看都没看，直接把奏折扔回户部。 “你是想让军机处变成第二个议政王大臣会议？” 这话吓得对方再也不敢提。 那些年，军机处倒是没出过事。 5张椅子成了朝野公认的“护身符”。 可奕䜣一失势，“护身符”就碎了。 光绪二年，景廉因为“军费报销案”被罢官，慈禧一道懿旨，补了翁同龢和潘祖荫。 5人的平衡刚破，文祥就出事了！ 身兼总理衙门大臣的他，在值房里突然咳血。 太医院院判带着三个御医轮流诊治，写了厚厚一叠脉案，连病因都没查出来。 58岁的文祥，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 消息传出来，景廉第二天一早就递了辞呈：“德不配位，恐遭天谴。” 光绪五年，更让人后背发凉的事来了。 李鸿藻守孝期满回朝，军机处再次满6人。 这次倒霉的是沈桂芬。 他是出了名的硬朗汉臣，前一天还在朝堂上跟俄国公使据理力争，第二天就倒在值房里，高烧不退。 同僚们都记得，前几天他还拍着胸脯说：“我这身子骨，扛得住三冬严寒。” 可病情恶化的很快，半个月后，64岁的沈桂芬就去世了。 左宗棠带着收复新疆的战功进军机处时，已经预感到不对。 他直叹气：“我还是适合边疆的天地。” 没几天，他就找了个“两江需重臣镇守”的理由，主动请辞。 临走前，他望着军机处的匾额，说了句：“这里的空气，比伊犁的沙俄兵还闷。” 光绪八年这次补人，翁同龢和潘祖荫一开始还沉浸在进权力核心的喜悦里，等看到宝鋆他们躲闪的眼神，才隐约觉得不对。 三个月后，潘祖荫的父亲潘曾绶突然去世，按“丁忧”制度，他不得不辞官回乡。 离京那天，他朝着军机处的方向苦笑：“这椅子，我坐了才32天。” 光绪十年，“甲申易枢”爆发，慈禧硬塞了两人进军机处，又满了6人。 这次倒霉的是阎敬铭，东阁大学士，出了名的清廉耿直。 当时慈禧要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阎敬铭忍不住在朝堂上劝：“军费本来就紧张，百姓还在挨饿，不能再铺张了。” 慈禧当场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管起本宫的事！” 当天晚上，阎敬铭就递了辞呈，说自己“旧疾复发，需归乡调养”。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踏进过紫禁城。 所谓“六人魔咒”，哪里是巧合？ 军机处本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没有固定编制，也没有专门俸禄。 大臣的生死荣辱，全看上面的意思。 6人编制看着平衡，其实更容易引发派系争斗。 只要皇帝或者掌权者轻轻推一把，就能借着“天意”“规矩”清除异己，稳住自己的权力。 乾隆的“乾纲独断”，慈禧的“垂帘听政”，本质上都是用这套逻辑掌控朝堂。 宣统三年，“皇族内阁”成立，军机处被撤销，那冷森森的味儿也散了。 “六人劫”的传说成了故纸堆里的谈资，可背后的事儿，谁都明白。 所谓“满六必损”，不过是皇权手里的线，牵着军机大臣的命门！ 主要信源：（高考网——故宫军机处探秘 军机大臣上班经常起早贪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