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国首位性学家，主动公开行房过程，鲁迅坦言：他的主张要到25世纪时才能实现，其后来结局如何？ 1926年的北平城，一本薄薄的《性史》让读书人手不释卷，却也让学界炸开了锅。 留法博士张竞生以北大哲学教授的身份，公开刊登大学生的私密经历，还在按语里分析性反应原理。 彼时的人们骂他“文妖”，可谁也没想到，这位被鲁迅断言“主张要到25世纪才能实现”的学者，早在几十年前就带着村民在粤东山区修公路、办农校，把“美”的理念种进了泥土里。 张竞生的故事远不止“性博士”这一个标签。1888年出生在广东饶平的他，骨子里就带着潮汕人敢闯敢试的劲头。 青年时因剪辫子被军校开除，后来追随孙中山闹革命，31岁那年又漂洋过海到法国里昂大学攻读哲学博士。 1919年带着“美治主义”理想回国时，他满脑子都是用科学理念改造社会的蓝图。这种理念不是空谈美学，而是要让科学和审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夫妻关系到乡村建设，都该有章可循。 1920年，刚当上金山中学代理校长的张竞生，就给广东省长陈炯明写了封长信，建议“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 在那个讲究“多子多福”的年代，这话无异于天方夜谭，他因此得了个“神经病”的绰号。但这次碰壁没让他退缩，反而让他看清了封建思想对人性的禁锢有多深。 两年后，蔡元培把他请到北大任教，这里成了他传播思想的舞台。在哲学课堂上，他讲性心理学毫不避讳；在风俗调查会上，他坚持要把“性史”纳入研究范围。 1923年，他提出“爱情四项定则”，说爱情要讲条件、可比较、能变迁，夫妻本质是朋友关系，这些话在当时听着就像颠覆伦理的宣言。 真正让张竞生站在风口浪尖的还是《性史》的出版。1925年冬天，他在《京报副刊》登启事，号召读者“寒假里记述个人性史”，不到一个月就收到两百多篇来稿。 精选出的七篇文章里，有青春期的懵懂，有婚姻中的困惑，张竞生则用科学家的严谨写下按语，从生理学角度分析其中的规律。 书籍一出版就被抢购一空，却也引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教育部门说他“毒害青年”，书店不敢摆，报纸骂他“诲淫诲盗”。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可他没觉得自己错了，只是觉得这个时代还没准备好接受科学的性教育。 离开北大后的张竞生，把“美治主义”的理想搬到了更广阔的天地。1928年在上海开办“美的书店”，卖的不只是性教育书籍，还有介绍西方文化的译著。 他主张饮食要讲科学，穿衣要讲美观，连走路姿势都要讲究健康，这些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观念，在当时都是新鲜事。 可惜好景不长，书店因查禁书籍多次被封，他自己也几次进了监狱。但这位“行动派”学者没被打垮，30年代后，他把目光投向了乡村。 1942年，张竞生回到故乡饶平，在浮山创办了农校。他带着学生在山里开公路，按美学标准设计道路曲线；在田间育苗圃，教农民种高产作物；还提出“民库证券”的想法，让农民能借到长期低息贷款。 当地人记得，这位留洋博士穿着粗布衣服，跟农民一起在田里干活，讲起种植技术头头是道。他还想组织中国农民党，让农民能抱团维权，可惜因为时局动荡没能实现。 后来有学者评价，几十年后的新农村建设，有些做法竟然和他当年的尝试不谋而合。 张竞生的一生就像个矛盾体。他因谈性被骂“伤风败俗”，却在乡村建设中被赞“有远见”；他提出的节育主张比马寅初早了37年，组织的风俗调查培养出了后来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 可这些成就，在当时远不如“性博士”的标签显眼。1953年，65岁的他还给毛主席写信重提节育建议，没收到回音也不气馁。 晚年的他蛰居乡间茅屋，翻译世界名著，写《性理书简》，把没说完的话都写进了书里。 1970年5月4日深夜，82岁的张竞生在读书时悄然离世。 当时村里人大多不知道，这位常被批斗的老人，曾是北大教授，更不知道他那些被骂“荒唐”的主张，后来慢慢变成了常识。 现在性教育走进了中学课堂，节育成了基本国策，乡村建设也讲究科学规划，只是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个开风气之先的先驱者。 张竞生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思想者往往走在时代前面。他的争议不在于观点对错，而在于太早把几十年后的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 鲁迅说他的主张要到25世纪实现，或许是觉得改变根深蒂固的观念太难。但张竞生用一生证明，哪怕不被理解，也要坚持用科学和理性改造社会。 当我们今天坦然谈论性教育、关注乡村发展时，其实都在一步步靠近他当年的理想。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来评论区聊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