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末的一天，徐州东南方向的小路上，五个人带着一副棺材南下，棺材里装的是国民党中将黄百韬的尸体。 11月22日，第七兵团覆灭在即，司令官黄百韬带着25军副军长杨廷宴等人突围逃跑，行至一片芦苇滩时，四周突然响起了喊杀声。 黄百韬环顾四周，见大势已去便举枪自杀（一说被流弹打死），临死前，他说出了三个疑问：第一，当初为何要在新安镇等待李延年的部队？那两天时间的浪费，让他错失了撤回徐州的最佳时机；第二，在新安镇停留的两天里，为何没有提前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导致部队撤退时陷入混乱，士兵自相践踏，损失惨重；第三，李弥的十三兵团原本在碾庄附近修筑了防御工事，为何不在曹八集一带掩护撤退？反而先一步撤回徐州，之后才转头东进救援，这根本就是 “远水难救近火”。 随着黄百韬之死，这三个萦绕在他心头的疑问，永远也等不到答案了。 眼见黄百韬已然殒命，杨廷宴急忙让随行的参谋返回之前的阵地，取回两条军毯，将黄百韬的尸体裹好，又用降落伞的带子一圈圈牢牢捆住，然后杨廷宴和身边的几个人，轮流用刺刀挖、用手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挖好一个浅浅的土坑，然后将黄百韬埋入。 接着，杨廷宴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烟盒纸，在上面画出了掩埋地点的方位与特征 。之后，几人不敢多做停留，简单商议后便各自分散，朝着不同方向逃命。 杨廷宴没跑多远，就被巡逻的解放军战士俘虏。 杨廷宴扯谎说：“我只是个被抓来的壮丁，才几个月时间，家里还有老母和孩子等着我回去养活，现在腿又伤了，实在走不动路了，求你们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吧！” 这番声泪俱下的说辞蒙混过关，使得杨廷宴被解放军战士释放。之后，杨廷宴，一路辗转回到了南京，向何应钦、顾祝同汇报了碾庄圩失守的经过，以及黄百韬自杀身亡的详情。 黄百韬的妻子柳碧云得知丈夫阵亡的消息后，请求将黄百韬的尸体运回南京安葬。 顾祝同原本打算派杨廷宴再度前往碾庄圩 ，毕竟他是唯一知道黄百韬尸体掩埋地点的人，可杨廷宴连连拒绝，坚决不愿再回去。 柳碧云无奈之下，只好四处求人，后来找到了黄百韬的副官李文正，以及李文正的好友张进叶。二人见柳碧云的可怜，心生恻隐，答应帮忙完成这件事。 张进叶常年在淮北地区经商，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十分熟悉，他又通过关系找到了杨廷宴的干兄弟陈明远，随后以每天一块银元的报酬，雇了两名当地农民帮忙抬运棺木。 就这样，一行五人带着那张画有掩埋地点的烟盒纸，前往寻找黄百韬的尸体。他们先是抵达徐州，找到了一家棺材铺，花了五十块银元买下了一口棺材 。 随后，几人来到硝烟散尽的战场，按照烟盒纸上的标记，找到了当初掩埋黄百韬的土坑，然后匆匆将尸体放入棺材，盖上棺盖，用绳子捆好后，抬上事先准备好的独轮车，朝着南京方向出发。 几天后，一行五人来到了五河县境内的一条大河旁。此时，河的南岸驻扎着国民党军的一个团，北岸则是解放军的一个营，双方隔河相望。 北岸的解放军哨兵看到他们要运送棺材过河，上前询问，李文正说：“这里面是我亲戚，在战场上被打死了，要送回老家掩埋。” 解放军战士了解情况后，也没有为难，挥手示意他们可以过河。 在过河的时候，负责摆渡的艄公在这条河上漂泊了几十年，什么样的人都见过，他从李文正的言谈举止、穿着打扮中，一眼就看出此人绝非普通农民，反而更像是个有身份的军官，进而推断棺木中埋葬的，恐怕是个级别不低的国民党军官。 于是，艄公开始漫天要价， 李文正明白对方是想趁机敲竹杠，也不与他争辩，掏出10块银元和两条香烟递了过去，随后指挥众人将棺材抬上船。 可艄公贪心不足，接过银元与香烟后，却仍站在岸边不肯上船无奈之下，李文正只好咬牙承诺：“只要你能把我们安全送到南岸，到了那边，我再给你50块银元和10条香烟。” 艄公见有利可图，这才拿起竹篙，慢悠悠地将船划向对岸。 船靠岸后，李文正找到驻军的一个营长说明情况，营长一面派人送李文正等人立刻，一面带着几名士兵来到河边，对着还在船上等待的艄公一顿拳打脚踢，还把之前李文正给的银元与香烟全部搜了回来。 艄公忍着疼痛，狼狈地将船划回北岸，再也不敢提 “报酬” 的事。 黄百韬的尸体运到南京后，老蒋下令为黄百韬举行公祭仪式，追封其为“陆军上将”，并给予家属 十万元的抚恤金，十万元听起来金额很大，可给的却是“金圆券”。 老蒋在公祭仪式上，说了句“黄埔精神不死” ，引起了在场的白崇禧的嘲笑。因为，黄百韬并非黄埔生，而是杂牌将领；老蒋的黄埔学生们，要么临阵脱逃，要么投降，所谓 “黄埔精神不死”，反而是一种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