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和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包惠僧这名字在中共党史里不算响亮，但他的经历却挺不一般。他1894年出生在湖北黄冈，家里条件普通。年轻时赶上革命热潮，投身共产主义运动。1920年，他加入了陈独秀、李大钊搞的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汉当负责人。1921年，他代表陈独秀去上海，参加了中共一大，算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那时候，他才27岁，意气风发，满脑子都是革命理想。 可人生这东西，从来不按剧本走。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因为生病没赶上南昌起义，后来在武汉、上海混不下去了。白色恐怖加上党内斗争，他心里乱成一团，最后干脆退出了共产党。这一步，算是跟最初的理想彻底分道扬镳。之后，他先是跑去邓演达的“第三党”混了阵子，没多久又投靠了国民党，成了蒋介石那边的人。在国民党干了快二十年，眼看着共产党从低谷爬起来，一步步打败国民党，他心里估计五味杂陈。 到了1949年，他55岁，头发花白，独自待在澳门。那会儿国民党垮了，他没跟着去台湾，被“自愿遣散”到这个小城。住的地方简陋，靠点积蓄过日子，日子过得紧巴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过来，他在街头听人嚷嚷，心里翻江倒海。那一刻，他既怀念当年跟同志们一起奋斗的日子，又懊悔自己当年离开组织的选择。 澳门的生活孤单又冷清。作为中共的元老之一，他如今却是个外人，这种落差谁受得了？国民党败了，他也没啥指望，留在澳门更是前途渺茫。可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给了他点希望。他听说共产党对起义的国民党将领都挺宽大，不少人还得了职务。这让他琢磨：自己要是主动认个错，会不会还有机会回去？ 犹豫了好一阵，他终于下定决心，给毛主席和周恩来写了封信。内容不长，就几句话：“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意思是我在南方盼着回来，特别想跟你们见一面，有船我就回去。这信写得挺恳切，带着点急切劲儿。写完发出去，他心里肯定七上八下，既怕被拒绝，又盼着能被接受。 信到了北京，毛主席看到后没急着表态。他肯定想起了1921年在上海开会时，包惠僧那股子干劲。可这么多年过去，包惠僧离开组织，还投靠了国民党，这账不能不算。毛主席后来跟秘书说：“回来可以，但他不是普通党员，得对党有个交代。”这话啥意思？就是要包惠僧自己把过去的事说清楚，写个检讨，交代退出共产党和投靠国民党的原因。这既是考验，也是机会，看他是不是真心想回来。 这个条件其实挺实在。包惠僧不是啥大反派，但毕竟走过弯路。共产党刚建国，纪律得摆在那儿，不能随便让人回来啥都不说。毛主席这态度也算宽容，没直接把他一棍子打死，而是给了他个台阶。 收到回信后，包惠僧松了口气，赶紧收拾东西，带着家人坐船北上。到了北京，他没啥特别待遇，就住在一个普通地方。接下来，他开始写检讨。这份检讨不简单，他得把过去二十多年的经历捋一遍。退出共产党那会儿，他觉得自己没路走，心灰意冷；投靠国民党后，眼看着共产党壮大，他心里也不是滋味。他老老实实写下这些动摇和错误，没藏着掖着，态度挺诚恳。 检讨交上去后，中央的领导们认真看了。文章里没啥花言巧语，就是掏心窝子的话。他们觉得，包惠僧能这么坦白，说明他还有点党性，对革命也不是没感情。毛主席和其他人商量后，同意让他回归，还安排他在全国政协文史馆当馆员。这工作不算显眼，但好歹让他有个正经身份，能为新中国做点事。 在文史馆，包惠僧干的活儿主要是整理历史资料。他年纪大了，但挺认真，经常熬夜翻档案，记下中共早年的那些事儿。偶尔跟年轻人聊起一大开会时的情景，他也挺感慨。那段经历对他来说，既是荣耀，也是教训。晚年他常在北京街头走走，看看新中国一天天变好，心里估计挺安慰。 1979年，他85岁，在北京去世。晚年日子过得平静，没啥大起大落。他这一辈子，从革命者到脱党，再到回归，绕了个大圈。最终能回来，也算对得起自己当年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