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春节，东江游击队狙击敌人的消息传遍新塘镇，到处是日军败战的消息，盘踞在新塘镇的日军癫狂：“谁干的？” 广东新塘镇的居民经常听到零星的枪声从镇外传来，东江游击队与日军的交战越来越频繁，但具体战况如何，镇上的百姓却很难得到准确消息。 日军在各个路口设立了检查站，对进出人员严格盘查，任何可疑的纸张、包裹都要仔细翻检，连报纸都不允许随意携带。 游击队刚刚印制了一批揭露日军战败消息的宣传单，急需送进镇内，但连续几次尝试都失败了，带宣传品的人还没到检查站就被发现了。 塘美小学的两个学生刘华祐和刘昆汉接到了这个任务，他们都是学校里秘密成立的少年抗日先锋队成员，平时负责传递消息和散发传单。 两人花了两天时间在镇口观察日军的检查规律，他们发现农历初二这天走亲访友的人最多，日军对提着年货礼品的人检查相对松懈。 刘昆汉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找到准备去亲戚家拜年的姑姑，央求跟着一起去，姑姑起初不同意，说两个孩子跟着太麻烦，但架不住他们的软磨硬泡。 出门前两人趁姑姑不注意，悄悄把一叠传单压在礼品篮的最底层，然后在上面整齐地摆放了雪饼、糖果等年货。 到了检查站日军例行检查，姑姑掀开篮布时，刘华祐立即拿起一块雪饼，笑着朝日本兵示意要不要尝一块。 日本兵看了看他们，不过是两个小孩和一个拜年的妇女，篮子里也都是些点心食品，便随意挥了挥手让他们过去了。 进镇后两人借口要去其他地方玩，很快就脱离了队伍，他们按照事先的安排，把传单分装到几十个信封里，趁邮局人多的时候混进去，悄悄塞进了即将寄出的信件中。 几天后，镇上开始悄悄传播着日军连续败退的消息，这些消息通过信件传播到了镇上各个角落，连平时最胆小的人都开始议论起来。 其实刘华祐和刘昆汉所在的少年抗日先锋队早在1944年就成立了，当时东江游击队需要在新塘一带建立根据地，但成年人的行动很容易暴露。 当地党组织考虑到孩子们不容易引起怀疑，便在塘美小学秘密发展了十几个可靠的学生，专门负责情报传递和宣传工作。 这些孩子年龄都在12到15岁之间，平时看起来和普通学生没什么两样，但他们承担的任务却不简单，经常要在日军的眼皮底下传递重要信息。 除了散发传单，他们还负责收集日军的行动情况，比如哪个据点增加了兵力，哪条道路新设了岗哨，什么时候有军车经过等等。 刘华祐的父亲在镇上开杂货店，经常有日军和汉奸来买东西，刘华祐就在一旁假装玩耍，其实在仔细听他们的谈话内容。 刘昆汉的姑姑在日军占领的工厂里做工，能听到一些内部消息，刘昆汉平时最爱去姑姑家蹭饭，实际上是在收集情报。 有一次他们得知日军要在某个路段埋设地雷，立即想办法通知了游击队，游击队及时改变了行进路线，避免了重大损失。 还有一次日军准备突袭附近的游击队营地，是刘华祐在父亲的店里听到汉奸队长透露的消息，连夜通过暗号传递给了联络员。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当时却发挥着重要作用，游击队能够在日军的包围中生存发展，离不开这些孩子提供的及时准确信息。 春节过后不久，日军开始加强对学校的监控，怀疑有人在学生中进行抗日宣传，为了保护这些孩子，组织决定暂时停止他们的活动。 但这些少年并没有停下来，他们改变了联络方式，不再集中行动，而是各自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继续收集情报。 到了1945年夏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续败退，国内的抵抗力量也越来越活跃，这些少年先锋队员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 他们在墙上贴标语，在厕所里写抗日口号，在日军必经的路上撒传单，虽然每次的数量不多，但积累起来影响不小。 抗战胜利后，这些孩子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知道，当时的新塘镇政府专门为他们颁发了奖状，表彰他们在抗战中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