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抗战结束之后，日本有一支神秘的部队，一直潜伏在中国，从来不露面，却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极大。这支就是由日本间谍组成的队伍。 抗日战争结束了，然而日本的对华情报活动并未停止，1901年日本在上海设立了东亚同文书院，表面上看，它是一所文化教育机构，实际专门训练日本间谍。 这所书院只招收日本学生，派遣他们遍布中国各地，西藏以外的区域都留下他们的足迹，他们测绘地图、记录风俗，收集地理和经济情报，为日后侵华战争做着隐秘的准备。 书院一直运营到1945年抗日胜利才关闭，培养了五千多名学生，他们收集的资料直接帮助日军规划进攻路线，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即便书院关闭、日本投降，其情报网络也未完全中断，许多毕业生选择留在中国继续活动，日本仍旧怀有卷土重来的野心。 战后，日本情报机构进行了调整，他们继续派遣人员伪装成商人或学者，潜伏中国窃取机密。 间谍通常伪装成商人、学者、游客。早期甚至有仁丹销售员或妓院老板等身份作掩护。 抗战时期外务省下属的岩井公馆，其类似机构在战后得以延续。安倍政府曾计划建立类似英国军情六处的组织，专门培养人力情报专家。 在这些战后潜伏的间谍中，阿尾博政是一个突出案例，他1930年出生在日本富山县，大学学习经济，后加入日本自卫队，1959年转为情报员。 有文章指出，阿尾博政少年时期接受了严格军事教育，1950年代，他加入日本新成立的“武藏机关”，接受了密码编写、微型摄影、伪装术等高强度间谍训练。 1959年，阿尾博政以经济学者身份被派往台湾，表面上从事商贸研究，实际刺探军事情报。 1970年代，他利用中日关系缓和的时机，将目标转向中国大陆，他以经济学者或顾问的身份，利用商社掩护，频繁出席会议，结识企业人士，记录数据并汇报给日本。 改革开放后，阿尾博政的活动更加频繁，他利用投资机会广泛活动，收集中国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情报，他使用微型相机拍摄军营和港口设施，整理成密文，秘密送回日本。 自1982年起，阿尾博政提交了150份报告，这些报告内容涵盖经济、军事、政治、科技，给中国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阿尾博政并非独自行动，他领导着一支间谍队伍，这支队伍成员不多，数十人精挑细选，他们分散在上海、广州、重庆等地，以商人、教师、技术顾问等身份掩护，彼此单线联系，使用加密信件或暗号传递消息。 然而，在1980年代初中国国家安全部门便察觉异常，秘密跟踪他。 1986年，国安部门在四川一处军工厂附近将其抓获，现场搜出微型相机、加密笔记和伪造证件，他供认了间谍身份并交代了整个潜伏网络。 阿尾博政被判刑，但他曾著书炫耀自己的间谍经历，而其行为最高可判处死刑。 日本的情报工作精细入微，对中国进行千百次“解剖”，他们田野调查、重访研究，西南民族调查也曾被用作情报来源。 中国《反间谍法》自2014年生效后，抓获间谍的数量增多，至少17名日本人被拘，10人被起诉，部分服刑后回国。 这些间谍案件导致一些日企员工因担心被捕而不愿派驻中国，损害了贸易关系，尽管日本官方否认派遣间谍。 除了直接间谍活动，日本对中国的野心从未熄灭。从明末的觊觎到甲午战争的胜利，再到战后潜伏，始终如一。 战后日本也通过经济干预和文化渗透影响中国社会发展。例如日式文化在中国流行，以及对历史态度的潜在影响，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