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投资大师巴菲特直言不讳地说，韩国人非常的愚蠢，他们竟然放弃了汉字，不再使用汉字。汉字是连接日本韩国和中国的一种方式。可是他们却放弃了。 国际金融巨擘巴菲特一句“韩国放弃汉字是愚蠢的”，犹如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东亚文化圈激起层层涟漪。 这位93岁的投资大师或许自己都没料到，他对汉字文化价值的评价，竟会引发一场超越金融领域的地缘文化论战。 但真正值得深思的是，这条看似简单的文化评论，恰恰折射出东亚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困境——如何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守护文化根脉？ 汉字曾在朝鲜半岛绵延千年，连《训民正音》创制后仍是朝鲜王朝官方文书载体，但1970年朴正熙政府一纸禁令，将汉字逐出中小学课堂，这场"文化断舍离"比当代韩国"脱汉服"运动更为彻底。 耐人寻味的是，当首尔地铁站牌重新加注汉字时，历史似乎完成了一个辩证的轮回——就像越南近期重启汉字教育的讨论，传统与现代化的角力从未停歇。 数据显示，韩国20代年轻人汉字识读率已跌破30%，但三星等财阀招聘仍将汉字能力作为隐性门槛，这种撕裂感或许暗示：文化认同的构建，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 这种语言民族主义政策确实在短期内提升了国民凝聚力，但长期来看，却造成年轻一代与历史文献的割裂——如今韩国年轻人阅读1950年前的文献已存在障碍，甚至出现将“靖国神社”误解为“伟大绅士”的尴尬情况。 巴菲特作为跨文化观察者，敏锐指出了这种自我割裂的文化代价，虽然他主要以投资智慧著称，但其对文化传承的见解却与投资哲学一脉相承，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需要长期坚守而非短期抛弃。 这与他在2009年致股东信中强调的“长期价值投资”理念不谋而合：放弃汉字就像抛售一家基本面优良的蓝筹股，短期看似解脱，长期却损失复利累积的文化增值效应。 日韩对待汉字的不同态度造就了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日本保留2000余常用汉字，既能准确表达复杂概念，又维持了与唐宋文化的血脉联系。 韩国全面采用谚文后，同音异义词问题日益突出——“会长来会场会葬”在书面语中几乎无法区分。这种表达精确性的损失，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韩国学术思想的高效传播与国际交流。 文化决策的影响远不止于语言层面，巴菲特合作伙伴查理·芒格曾盛赞韩国人的勤奋，提到他们“每周工作84小时且没有加班费地持续十多年”。 这种拼搏精神推动韩国从战争废墟崛起为科技强国，但若因文字障碍无法有效吸收周边文明成果，无异于主动放弃区域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 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时代，拥有海量汉字语料的中文世界正在训练更强大的自然语言模型，而谚文数据量相对有限的韩国可能面临新一轮技术滞后。 中国作为汉字文化圈的核心，其文字政策显得更加平衡包容，简化字改革在提升识字率的同时，仍保留与传统的连接桥梁——多数简化字都能找到历史渊源，且专业领域和繁体地区仍通行传统汉字。 这种渐进式改良而非激进革命的方式，使中国既能享受文字简便化的效率红利，又不至切断文化血脉。 台湾地区的汉字使用实践更证明传统与现代可完美共存，台湾采用正体字（繁体字）同时，也在科技、教育等领域取得卓越成就，说明汉字并非现代化的阻碍，反而是创新发展的文化资源。 这从侧面印证了一个中国原则下文化多样性的价值——无论大陆的简化字还是台湾的正体字，都是中华文明宝库的共同财富。 巴菲特对汉字的评价，本质上是对文化复利效应的深刻理解，就像他坚持“只投资自己能理解的企业”，一个国家也应珍视自身能理解的文化遗产。 韩国放弃汉字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企业为短期业绩砍掉研发部门——看似减轻负担，实则损害长期核心竞争力。 东亚文化圈的未来在于既保持各民族文化独特性，又重建共享的文明对话平台。 汉字作为延续千年的文化媒介，或许能成为区域互信的桥梁而非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当韩国年轻人因文字障碍无法阅读祖先的智慧结晶，当历史文献在图书馆中默默沉睡无人能解，这种文化断层代价恐怕比任何经济损失都更加沉重。
不倒翁
这对中国绝对是好事啊，不然他们早晚拿着汉字去申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