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 在北京街头，一个不起眼的摊位上藏着千年秘密：一位学者无意翻开旧卷，竟遇见一代帝王真容。这幅画像如何从民间流出，又将带来什么历史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正大力恢复文化教育，北京大学作为重点高校，教师们投身教学和研究工作。那时候，北京城里街头巷尾常有市民出售家藏物品，以补贴家用。考古学者们特别注重文物保护，鼓励大家上交有价值的东西给国家。史树青就是其中一位，他1922年生于河北乐亭，早年在北京师大附中求学，后来考入辅仁大学，专攻历史和文物鉴定。1947年，他进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负责文物编目和征集。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到北京大学考古系任教，同时保持对古玩的兴趣，常去市井看看有没有遗漏的宝贝。那一年，北京正值建设高潮，国家强调保护民族遗产，博物馆积极收集元代等时期的实物，以丰富展览内容。成吉思汗作为蒙古族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建立了大蒙古国，推动了民族融合，他的文物特别珍贵。但当时，关于他的画像很少见，只有一幅明代仿制品流传。史树青的专业背景让他对元代书画特别敏感，他知道纸张、墨色和服饰细节能透露年代信息。崔月荣是史树青的小学同学，她家有旧书画，是她父亲从旧时代带回的。那位父亲曾在四川任职，去内蒙古公干时获赠当地藏品，包括几幅人物画。新中国后，崔月荣夫妇生活普通，想卖掉这些东西换钱，就联系了史树青。 1952年，北大一教授，路遇一女子贩卖字画，他随手拿起一幅打开，却忽然脸色大变，这竟是一张成吉思汗画像真迹，便花3块钱买了下来。事情发生在崔月荣夫妇家，史树青应邀去看他们要卖的书画。那些东西大多普通，但其中一幅画像引起注意。画像上人物头戴白貂帽，穿着蒙古袍，面容安详，胡子花白，服饰符合元史记载。史树青认出这是成吉思汗像，纸张泛黄，墨迹自然，技法精湛，很可能是元代原作。他当时身上钱不多，就用三块钱买下。回家后，他请来张珩、谢稚柳、启功等专家鉴定，大家一致确认这是元朝画作，填补了成吉思汗文物空白。史树青深知这属于国家财产，很快捐赠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博物馆为此设立专区展览，吸引很多人前来观看。新华社报道了这个过程，强调了文物保护的重要性。画像与台湾地区故宫博物院藏品相似，但这幅更早，是现存最早的成吉思汗真迹。 这个发现不光是个人的运气，更体现了新中国文物工作的成效。国家从建国起就重视文化遗产，出台政策鼓励捐赠和征集，避免珍宝流失海外。史树青一生征集上百件文物，都无私上交，像成吉思汗腰牌也是他后来为博物馆争取的。那腰牌是元代实物，最初有人鉴定为假，史树青坚持是真的，花九千块公款买下，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他的事迹激励很多人，社会上掀起保护文物的热潮，大家主动上交家藏物品，丰富了国家收藏。成吉思汗画像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每年接待无数观众，帮助大家了解蒙古族历史贡献。蒙古族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发展，成吉思汗文化成为民族骄傲的一部分。史树青的经历告诉我们，普通人也能为国家做贡献，只要有责任心，就能守护好文化根脉。 史树青继续在北大教学，培养学生注重实地考察和鉴定实践。他还担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参与多项重大工作。2007年他去世前，一直强调文物是人民的财富，不能私藏。国家博物馆的成吉思汗展区已成为亮点，结合其他元代文物，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类似发现越来越多，比如其他学者也从民间淘到珍品，都及时上交。这反映出在新中国，文物保护是全民的事，大家齐心协力，避免了旧时代那种乱象。成吉思汗作为历史人物，他的画像不只是一件艺术品，更是民族团结的象征。在党的民族政策下，蒙古族地区经济发展，文化得到传承，像鄂尔多斯等地祭祀活动有序开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回顾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个人与国家的紧密联系。史树青不是为了名利，而是出于爱国心，把宝贝交给国家。这在当下仍有启发，现在文物市场活跃，但要警惕假货和非法交易。国家加强法规，打击文物走私，确保珍宝留在国内。成吉思汗画像的流传，也提醒我们重视历史教育，让年轻人了解先辈成就。博物馆通过数字化手段，让更多人在线参观，扩大影响。未来，文物工作会更科学，结合科技保护好这些遗产。 这个事件还推动了学术研究，学者们对比中外史料，深化对元史的认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部落，影响深远，他的文物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国家支持相关课题，出版书籍普及知识。史树青的弟子们继承衣钵，继续征集工作，确保文化自信根基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