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解放军司令员杨勇刚回到房中，马上就被人用枪抵在了后脑勺上，再一回头才发现，这名刺客居然是自己的堂哥—杨世明。 这一年，解放军入黔，贵州刚解放。盘踞在山里的土匪还有十三万，枪声在乡野间没断过，整个省城都绷着一根弦。 刚开完会的杨勇脱下军大衣，身上还带着外头的寒气。他是个湖南人，不怕辣，就怕贵州这种钻进骨头缝里的湿冷。 屋里一盏油灯，光线昏黄，地图在桌上铺着。他刚拿起铅笔，还没凑近，后脑勺就顶上了一块铁。冰凉，坚硬，带着一股火药味。 杨勇没动。二十年枪林弹雨，这东西比老婆还熟。他甚至能感觉到，身后那人握枪的手在抖。 他没喊警卫，也没转身，只是把铅笔轻轻放回桌上，发出一声轻微的木头撞击声。 “朋友，哪条道上的？”他问，声音不高，很沉。 身后没人回话，只有呼吸声，又短又急，像头困兽。 杨勇心里有了底。这不是个老手，是个被逼急了的人。他缓缓举起双手，用一种聊家常的语气说：“有事好商量，犯不着动这个。” 沉默。死一样的沉默。 就在杨勇准备再开口时，身后那人终于说话了，声音压得像砂纸磨过木头，又干又涩：“你们……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这口音一出来，杨勇的眉毛猛地一挑。 不是本地话，是湖南浏阳话。土得掉渣，跟他一个味儿。 他心里一动，也换上了家乡话：“老乡？莫搞错了，有话坐下说。” 身后的人像是被雷劈了一下，呼吸都停了半拍。 杨勇抓住这个空当，慢慢转过身。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每一帧都看得清清楚楚。 油灯下，站着一个穿国民党警服的中年男人。脸很黑，很瘦，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是惊恐和疯狂。但那张脸的轮廓，那道眉，那个鼻子…… 杨勇的脑子“嗡”的一声。 “世明哥？”他试探着喊了一句，声音发干。 持枪的男人浑身一震，手里的枪口垂了下来。他死死盯着杨勇的脸，嘴唇哆嗦着，半天才挤出两个字：“你是世峻？” 杨世峻，是杨勇离家闯世界前的名字。 一声“世峻”，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二十多年的记忆。眼前这个持枪的刺客，和记忆里那个领着他在田里偷红薯的堂兄，重叠在了一起。 “堂哥，是我！”杨勇往前跨了一步。 “哐当”，枪掉在了青石板上，声音脆得吓人。杨世明腿一软，差点跪下。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计划了半天要杀的解放军司令，竟是自己找了半辈子的堂弟。 兄弟俩，一个红，一个白，在这间屋子里，以这种要命的方式见了面。 原来，杨世明在国民党队伍里混了半辈子，不大不小当上了晃县的警察局长。解放军一来，他这种人就是旧时代的“余孽”，天天听着外面的枪声，觉得早晚要被清算。 他想，横竖是个死，不如干票大的。杀了对方的头，自己拉队伍上山，还能当个山大王。 他摸清了杨勇的住处，算准了警卫换岗的空隙，一个人摸了进来。 一切都按计划来的，可他没算到，这解放军的司令员，是他杨家的人。 “糊涂！”杨勇把哥哥扶到椅子上，倒了杯热水塞进他手里，“共产党讲政策，只要弃暗投明，都是人民的功臣。你搞暗杀，这是自寻死路！” 杨世明捧着那杯热水，手抖得水都洒了出来。他看着眼前这个气度不凡的弟弟，再想想自己刚才干的事，一张脸涨成了猪肝色。 那一晚，油灯的灯芯剪了三次。 杨勇给他讲红军，讲长征，讲解放战争，讲共产党的政策。没一句骂他，句句都是掏心窝子的话。 天快亮的时候，杨世明站起来，对着杨勇鞠了个躬。 “世峻，哥错了。” 几天后，晃县警察局全体起义，杨世明亲自带路，帮着解放军剿匪，立了功。 后来，杨世明在贵州政协工作，活到了八十多岁。 许多年后，杨勇上将已经是共和国的副总参谋长。有次跟孩子们吃饭，他喝了点酒，笑着说：“你们爹这条命，差点交待在贵州，被你们大伯一枪给报销了。” 孩子们都以为是玩笑话。 可没人知道，1949年那个冬夜，在那间昏暗的屋子里，一声枪响和一句乡音之间，只隔了不到一秒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