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2岁的维特根斯坦放弃癌症治疗，衣衫褴褛，贫病交加，躺在吱呀作响的木床上，留下了对世界的最后告白：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年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父亲是钢铁大亨，家里常来往的文化名人不少，比如作曲家勃拉姆斯。但财富没带来幸福，家里接连出事，四个兄弟里有三个自杀，维特根斯坦自己也从小就跟抑郁和自杀念头作斗争，十岁时就承认有过这种想法。 他天生是个动手能力强的人，十岁就自己做了台缝纫机。1908年，他去曼彻斯特大学学航空工程，还设计了一种后来对直升机技术有影响的螺旋桨。可他兴趣转向了哲学，受到逻辑学家弗雷格和罗素的启发，1911年跑去剑桥找罗素当学生。罗素很快就被他的才华震住了，说他是“传统意义上的天才”。 1914年一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主动参军，在东线战场上扛枪打仗。他在战壕里随身带着笔记本，炮弹在头顶炸开，他还在写哲学想法。这种环境下，他写出了《逻辑哲学论》，讲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提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1918年，他在意大利被俘，在战俘营里把这本书写完。战后，他继承了父亲一大笔遗产，但全捐了出去，自己过起了清贫日子。 1920年到1926年，维特根斯坦在奥地利乡下当小学老师，教数学和音乐。他教得认真但脾气火爆，经常体罚学生。1926年，他因为打了学生约瑟夫·海德鲍尔导致对方昏倒，被家长告上法庭。虽然没被定罪，他还是辞了职。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一本儿童拼写字典，对语言的痴迷可见一斑。 1929年，他回到剑桥，用《逻辑哲学论》当博士论文，轻松拿下学位。1939年，他成了剑桥的哲学教授，开始发展后期哲学思想，强调语言不是死的规则，而是活在日常使用里。这些想法在他死后出版的《哲学研究》里讲得最清楚，彻底改变了哲学圈对语言的看法。 1951年初，维特根斯坦查出前列腺癌，癌细胞已经扩散到骨头。他不想在医院里熬日子，拒绝治疗，搬进了朋友爱德华·贝文医生在剑桥的家。那时候他62岁，身体虚弱，穿得破破烂烂，整天躺在吱吱响的木床上。4月底，他的状态越来越差，但脑子还很清醒，4月25日还在写哲学手稿，思考确定性和知识的问题。4月27日，他拄着拐杖出去走了最后一圈，回来写下最后几行字。 4月28日，贝文告诉他最多只剩几天，他平静地说了声“好”。当天晚上，他知道朋友们要来看他，转头对贝文的妻子琼说：“告诉他们，我度过了幸福的一生。”第二天，4月29日，他就在那张吱吱作响的床上走了。 “幸福的一生”这几个字乍听让人懵，因为维特根斯坦的人生实在不像幸福的样板。他家境好但亲人接连自杀，他自己抑郁半辈子，打仗差点死在战场上，教书还惹过官司。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觉得自己幸福？ 有人猜，他可能是从哲学里找到了安慰。《逻辑哲学论》里，他说世界之外的东西没法用语言讲，也许他觉得幸福不是外在的成就，而是内心的某种平静。后来《哲学研究》里，他又说语言和生活绑在一起，可能他回顾自己一生，虽然苦多乐少，但那些探索真理的日子让他觉得值。 还有人说，他最后几年跟朋友相处得很坦然。住在贝文家，他跟琼聊哲学聊生活，彼此有了信任。临终前知道朋友要来看他，他可能觉得这一生有人懂他、陪他，就够了。 维特根斯坦死后，他的学生在1953年整理出版了《哲学研究》，这本书把他的后期思想推向全世界。他说的“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性”让人重新理解语言怎么工作，不光影响了哲学，还渗透到语言学、心理学甚至人工智能。他还认为语言得靠人群才有意义，一个人关起门来瞎想不行，这观点到现在还在学术圈吵得热火朝天。 他的故事也挺励志，从豪门少爷到战场士兵，再到乡村老师和哲学教授，他一直在追自己想要的真相。传记作家雷·蒙克写的《维特根斯坦：天才的使命》把他的性格和思想挖得很深，连流行文化里都能看到他的影子，比如刀郎的歌《罗刹海市》就有点他的味道。 维特根斯坦的遗言让人忍不住想，他到底怎么定义幸福？是苦中作乐，还是看透了人生？他的朋友诺曼·马尔科姆觉得这话很怪，因为他眼里的维特根斯坦总在挣扎。可学者雷·蒙克和菲利帕·富特觉得，这话可能是他对自己的一种和解。他没追求钱，没追求名，最后却说幸福，也许是告诉我们，幸福这东西，真不一定跟表面看到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