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抗日英雄谢晋元遗孀带着4个儿女流落街头、走投无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写了一封求助信，递给了陈毅市长......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49年5月的上海，弄堂里的梧桐叶正绿得发亮。 凌维诚蹲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半块硬邦邦的窝窝头，望着四个饿得直揉肚子的孩子直叹气。 大女儿雪芬已经9岁，可瘦得胳膊像根芦苇；小儿子继成才2岁，总抱着她的腿喊“姆妈饿”。 灶台上的铁锅空得能照见人影，米缸底最后一粒米早被刮干净了。 她摸了摸胸口，那里揣着一封压了半宿的信。 信纸是黄黄的毛边纸，边角还留着孩子画画时的指甲印——这是她趁孩子们睡着，用捡来的铅笔头写的。 开头没写称呼，就那么直愣愣一句：“我是谢晋元的家属，现在住在吴淞路口，四个孩子无衣无食，孤军无业无饭，恳请接见，万分感激。” 这封信她写了又撕，撕了又写。 从前也给国民政府写过，寄给蒋介石、宋美龄的都有，可那些信就像石沉大海，连个响儿都听不着。 1946年她特意去重庆请愿，揣着谢晋元的烈士证，在国民政府门口等了三天，最后还是被门房轰了出来。 去年她想和几个老兵合开茶馆，刚支起招牌就被巡捕房砸了，说他们是“乱党余孽”。 “姆妈，弟弟哭了。”小女儿兰芬拽了拽她的衣角。 凌维诚抹了把脸，把信塞进裤腰里。 这时弄堂口传来敲锣打鼓的声音，隔壁王婶探过头来喊：“维诚，收音机里说上海解放了！新市长叫陈毅，说是要‘广开言路’！” 凌维诚的手一抖，信差点掉地上。 她突然想起十年前，谢晋元在上海当团长的时候，总说“等打完仗，要让弟兄们都有口饭吃”。 可现在，谢团长不在了，他的弟兄们还蹲在闸北的破棚子里捡煤渣，他的孩子们饿得啃树皮。 第二天一大早，凌维诚把信折得方方正正，塞进居委会王主任手里。 王主任是个热心肠，拍着胸脯说：“维诚姐，我这就给你送去！” 她攥着衣角等了两天，第三天晌午，听见敲门声。 开门的是三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人，为首的同志笑着递过一个布包：“我们是市政府的，听说您家的难处，先送点粮票布票，再给孩子们带了袋大米。” 布包打开，金黄的玉米面、雪白的糯米、还有整匹的蓝布，在阳光下晃得人睁不开眼。 凌维诚的眼泪“唰”地下来了，可孩子们比她更急——继民扑过去抱住米袋，兰芬揪着布角直蹦跶，小继成趴在地上啃着窝窝头，眼泪吧嗒吧嗒掉在米上。 “市里说了，谢晋元是为国家牺牲的，他的家人不能苦着。”为首的同志摸了摸继成的头，“您家的事，我们已经记在本子上了。接下来会给谢团长的老部下们安排工作，让他们有活干、有饭吃。” 这话不是空的，没过多久，民政局的同志就来家里登记。 谢晋元带过的老兵们，有的去了邮局当分拣员，有的到码头扛麻袋，有的在纺织厂当机修工。 凌维诚自己也有了差事，在民政局帮忙管“孤军”家属的事务。 她常说：“陈市长那句话说得好，‘活人不能变成烈士’，咱们得活着，得有盼头。” 时间过得快，转眼到了1955年。 凌维诚在街道遇见以前的老邻居，对方盯着她胸前的工作牌直感慨：“维诚，你现在可是‘公家人’了！”她笑着摇头：“不是我，是谢晋元，是那些老兵，他们的血没白流。” 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96岁的凌维诚被请去四行仓库。 她扶着轮椅走到当年的墙根下，摸了摸斑驳的弹孔，轻声说：“晋元，你看，孩子们都好好的。” 这些年，谢家的故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四行仓库纪念馆里，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放着凌维诚当年写的那封信。 2020年，重孙谢海峰代表全家去北京参加纪念座谈会，他说：“奶奶总说，烈士的荣誉不是挂在墙上的，是活在每一顿热饭里，活在每一件干净衣服里的。” 现在，谢家的重孙辈里有老师、医生、工程师。 每年清明，他们都会陪着凌维诚的老朋友们去给谢晋元扫墓。 有些人总说，现在日子好了，谁还记着这些老事儿？ 可你看，四行仓库的弹孔还在，谢家的信还在，那些曾经挨饿的老兵后代，现在能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能在干净的车间里干活。 这不是什么“施舍”，是一个国家对“人”的交代，是一个民族对“情”的传承。 英雄的故事，要记在书里；英雄的家人，要暖在心里。 这才是对牺牲最好的告慰，对历史最真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