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了让丈夫有个儿子，冒险怀第5胎，谁知，丈夫见她爱吃辣椒，就扯着她的头发，说：“又是一个赔钱的！” 她坐在账房里，算盘在指尖噼啪作响，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十里洋场，锦江饭店门口站着西装革履的伙计，穿旗袍的女招待在门口迎客，楼上楼下坐满了来用餐的文人雅士、商贾达官，她从不抬头，只是默默拨着算盘，账目清清爽爽，一笔不错，没人会想到，这位掌控一家大饭店的女老板，曾经差点死在一个没有窗的土炕上。 她不是从富贵人家出来的女子，甚至连“普通人”都算不上，她出身寒门，十二岁时因家中贫困，被卖进青楼，她不是那种逆来顺受的女孩，尽管身处风尘之地，却坚持只表演不陪酒，她唱戏、弹琴、跳舞，靠技艺立足，不靠献媚讨好，别人给她起了个外号，说她从不上扬嘴角，这个“特立独行”的姑娘，反倒成了座上宾争相一睹的对象。 那个时候，她常常想，人生凭什么要困在这样的地方？她不甘心，于是，在几番试探后，她终于趁夜逃出青楼，没有人帮她，她靠的是胆子和心计，脱身之后，她找到那个曾经在台下看她唱戏的革命青年，两人结了婚，她也终于离开了旧日的生活。 起初的日子还算平静，他们一起去了日本，她学习、他结交朋友，可好景不长，回国之后，一切急转直下，他开始逐渐疏远她，时常情绪暴躁、动辄打骂，而她的婆婆也从未正眼看过她，她没有背景、没有家族、没有嫁妆，唯一能给这个家庭的，是孩子。 她想，若她能生个儿子，或许就能换来一点尊重，于是她开始一次又一次怀孕，四次，都是女儿，每生一个，她的地位就低一分，到了第五次，她挺着大肚子，还要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婆家人借她生日的名义摆酒，实则是为了凑热闹，她却连坐下喝口热汤的时间都没有。 丈夫对她的态度越来越冷漠，甚至找来道士给她开“神药”，说能改胎成男，她一边喝着苦得呕心的药汤，一边还要忍受画符焚香的折腾，她知道这是荒唐的，可她没有拒绝的权利，她只希望，这一胎能是个儿子。 孩子出生在一个冬夜，她撑到凌晨，差点没挺过去，接生婆满头大汗，终于从她腹中拉出一个男婴，屋里响起第一声啼哭时，丈夫正在打牌，听说是个男孩，他才匆匆赶来，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她还躺在床上，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没过几天，他便将这个儿子过继给了三房姨太太，说是要给孩子更好的未来。 她连儿子的脸都没看清，就被剥夺了抚养的权利，从那以后，那个孩子成了别人的“宝贝疙瘩”，而她依旧是那个“只会生女儿”的女人，四个女儿跟着她过日子，丈夫对她们不闻不问，甚至动辄打骂，大女儿因为和同学一同出门，被亲爹当众羞辱，甚至逼她做出极端选择，她第一次没有忍，让丈夫的剪刀落在地上，护住女儿，像一头咬人的母狼。 她知道，这个家已经不能再待下去，她带着四个女儿离开丈夫，净身出户，连一块银元也没拿，她们五个人挤在一条江轮底舱，靠一袋冷馒头熬过一路水程，她的前半生像一条被踩在泥里的蛇，动弹不得，可在那一刻，她终于挣脱了束缚，开始抬起头。 到了上海，她没有靠谁，也没有等奇迹，她靠着洗衣、缝补、做小吃，一点点积攒起第一笔本钱，她的手指冻裂，脚底磨破，肩膀常年背筐留下勒痕，她教女儿们认字，自己半夜点灯学算盘，她从不说“女孩子要乖”，而是说“女孩子要有出息”。 她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做起川菜，起初没人理睬她，一来她没背景，二来她是女人，可她做的菜与众不同，麻辣中透着家常味，真正吃出乡愁的感觉，她请来的伙计全是和她一样受过苦的女人，她们懂得珍惜，也知道该如何拼命。 饭店一天天红火起来，从一间挤满人的小铺，变成了两层楼的排队餐馆，再后来，她创办了锦江饭店，成了上海滩有名的女老板，那些曾经看不起她的亲戚，开始主动登门；那些说她“只会生赔钱货”的人，再也不敢当面提起旧事。 她的四个女儿，一个考上大学，一个成了商人，一个帮她打理饭店，一个投身救亡运动，她从未要求她们嫁得好，只希望她们活得有底气，至于那个儿子，长大后也来找她了，男孩的手上满是老茧，眼里带着惭愧，她没有责怪，但也没有把母爱倾注在他一个人身上，她说，孩子是她生的，不是她的全部。 她这一生，从来都不是因为某个男人的施舍才翻身，也不是靠儿子才有尊严，她靠的是自己，她在最艰难的时候没有低头，在最容易放弃的时候没有放手，她用饭店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也用行动告诉无数女子：你可以没有夫君，但不能没有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