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武术家万籁声在上海与德国拳击家克利比武，克利对万籁声说：“这瘦猴能接住三拳我直接倒立洗头！”而万籁声却说：“咱们擂台上见”，就在上台之时，万籁声提了一个条件。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被称作“东方巴黎”。那地方，华洋杂处，龙蛇混杂，什么新鲜事都有。当时，国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总想在洋人面前证明点什么。就在这种氛围下，一场比武，或者说一场风波，悄然酝酿。 主角，一位叫万籁声，另一位，是个德国拳击家，名字叫克利。 先说说克利。这家伙，块头大，拳头硬，在上海滩开了个拳击馆，挺有名气。你想想，在那个年代，西方拳击的冲击力有多大。直来直去，科学训练，讲究肌肉和力量。很多国人看了，心里没底，克利自己也膨胀，经常在公共场合放话，说中国功夫不行，都是些虚头巴脑的套路。 这话传到了万籁声的耳朵里。 万籁声是何许人也？他可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五大三粗的莽夫。恰恰相反，他是个正儿八经的知识分子，毕业于国立北平林学院，那是当时相当厉害的学府了。他文质彬彬，甚至有点清瘦。但他还有另一个身份——“自然门”的一代宗师。这“自然门”听着玄乎，其实讲究的是“动静无始，变化无端”，追求的是人最本能、最自然的搏击方式。
风声放出去了，说万籁声要应战。这下上海滩可炸了锅。克利听说了，哈哈大笑，指着万籁声的照片，跟周围人说：“就这瘦猴？他要是能接住我三拳，我当场倒立洗头！” 这话传回来，大家都在等万籁声怎么回应。是破口大骂？还是也放几句狠话？ 都没有。万籁声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回了六个字：“咱们擂台上见。” 它透着一股子底气和自信，也透着一种“夏虫不可语冰”的淡然。我跟你在这儿掰扯口舌之快没意思，有什么本事，台子上使出来。 比武那天，地点设在上海的“新世界游乐场”，那可是当时上海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人山人海，把场子围得水泄不通。有看热闹的，有给克利加油的洋人，但更多的，是攥着拳头，屏着呼吸，希望万籁声能为国人争一口气的中国人。 说实话，当时很多人心里是没底的。克利身高马大，胳膊比万籁声的大腿都粗。万籁声呢？穿着一身长衫，站在那儿，身形单薄，就像一根竹子。这种视觉冲击力，太强烈了。 主持人慷慨激昂地介绍完双方，克利那边已经脱了上衣，露出一身疙瘩肉，在台上蹦来蹦去，对着台下抛飞吻，挑衅意味十足。轮到万籁声了，他从容地走到台边，正准备上台，却突然停住了脚步。 他转向公证人和克利的团队，提出了一个条件。 全场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他，想知道这个文弱书生要干什么。是要求戴护具？还是要求修改规则？ 万籁声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众人心上。他说：“要打可以，但不是表演赛。我们得签‘生死文书’。”
“生死文书”！ 这四个字一出来，整个场子都嗡的一声。连那些咋咋呼呼的洋人都安静了。啥叫“生死文书”？就是说，上了这个擂台，拳脚无眼，死伤各安天命，双方和家人都不得追究对方的任何责任。 这一下，就把比武的性质彻底改变了。 这一下，就不是比谁的肌肉更发达，谁的拳头更快了。这是在比“胆气”，比谁敢把自己的命押在这场对决上。 克利当场就懵了。 他看着万籁声那平静得甚至有些冷漠的眼神，突然发现自己之前的所有判断可能都错了。眼前这个清瘦的中国人，根本不是来跟他“玩”的。他是个敢玩命的人。克利的嚣张气焰，就像被一盆冰水从头浇到脚，瞬间熄灭了。他开始支支吾吾，他的团队也上来跟公证人交涉，说这不符合现代拳击的“文明精神”。 最后的结果，很多史料和流传下来的说法都指向了一点：克利不敢签。 那场万众瞩目的比武，最终因为这一纸“生死状”而没能打成。克利在推脱和借口中，认输了。他可以吹嘘自己能三拳打倒一个瘦子，但他没有胆量在一个不计生死的对手面前，验证自己的吹嘘。 这场“未战之战”，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万籁声用一种极具智慧和胆魄的方式，赢得了尊严。他告诉了所有人，中国武术的强大，不在于肌肉的维度，而在于精神的强度。它是一种敢于直面生死的勇气。
万籁声先生后来去了福建，在福州安度晚年，活到了1992年，将近九十高龄。他一生育人无数，却始终保持着文人的风骨和武者的刚毅。
